每一个消失的文字，都变成了不朽的404
两年前的春天，我去过一次泰山，到泰安是晚上11点左右，当即买了票，爬山，按计划可以在峰顶看日出。登山途中，遇到了两个当地游客，我们交谈了几句，之后结伴同行。其中一位比较健谈，沿路介绍每一处景点，从五大夫松到十八盘。夜晚的漆黑淹没了整座山，手电筒的光亮显得微不足道，我能听清他声音，却很难把眼前的景物形体对号入座，但这些并没有拂了我们的兴致。到了南天门那个高度，风越发的肆虐，可是仰起头就能看见一排闪耀在黑夜中的光，遥远明亮，没有烟火，像个仙境。那里是天街，光听名字就足够让人向往了。
但当我们真的到了天街，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幻灭感。想象中的仙境也无非就是由同山下一样的摊贩组成的，卖拐杖的、卖帽子的、付费歇脚的、提供食宿的。看日出也是相似的过程，红色的太阳艰难地闯出天际，随后就急切地展现自己全貌，并没有网络图片那般壮丽。我举起手机想留个纪念，收进镜头的确是游人的后脑。
按照经典文化讲究的意义，每一座山都会有它的寺庙。也可能是泰山意义非凡，从上到下，有多到我数不清的寺庙。和我同行的伙伴，早早买了香火，下山的时候去寺庙祈福，我留在寺庙外等。看着往来的行人，围成一团，虔诚跪拜，我有些疑惑，这些混杂在一起的祈愿，神明能不能分辨出谁是谁的呢？虔诚是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不具备，像我。
随后他们要去孔子庙，我们就各自分别。高考之前我用过一只孔庙祈福的笔，到了大学这支笔依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功效，我再不想给孔老夫子制造麻烦了。
因为严重的恐高，我只能花上更长的时间走下山，而无法选择坐缆车。在下山过程中，我遇见了挑山工。像冯骥才写的一样“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而冯骥才透过挑山工传达的那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并没有击中我。相反，我感到异常沮丧、消沉。无法想象，我们花上几百块为了猎奇或为了娱乐而进行的一次活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日常，他们皮肤黝黑、汗流浃背，阡陌不语。
回来后，我搜索关键词“挑山工”，发现这样一段文字，“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泰山有这样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们要爱惜他们，不能对不起他们，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们最后被穷困逼出历史舞台。”没有人有权利以整体人文建设为由去剥夺个体的幸福，但技术的发达并没能释放这些无辜的辛劳。
再往下走，又到了奶奶庙，那是一个窄小破旧的的一个小型庙，雕像上积满灰尘。想起登山途中那个同伴讲的“老奶奶是泰安人的精神居所，人们向她倾诉、祈祷”，这可能更像一种汇聚成文化的安心。除了雕像之外，老奶奶究竟存不存在，并不重要，有人拥有需要她来守护小确幸，才重要，如同蝙蝠侠存在的使命。
我一向更倾向于相信科学、法律、人情，而不相信前面不能解决的问题神灵可以指引明灯。但尽管《行政强制法》明文规定，“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行行政强制”，“不得以停水停电停暖停燃气方式强迫”，黑夜之中，依然有许多人突如其来地流离失所、张皇迁徙；尽管人情讲“这座城市，我们是做了贡献的”，“不过首先，得允许我们生活在这里”，清除“低端人口”的标语却赫然在目；尽管侃侃而谈着“让民意领跑”，“在玻璃房中工作”，兑现的却是各种禁言、404……这一切，非常魔幻现实主义了。
刘瑜说“生活就是一个手段不断淹没目的的过程”，现在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纯洁化的秩序是目的，冷漠、暴力是手段，目的在达到之前先一步被淹没了。
真的很操蛋。但更操蛋的是，没关系，今天的我们再难过，明天还是会笑的。下班煲个剧，周末吃顿贵的，假期晒个游客照，这些成功拼凑的小确幸随时都可以取代被冒犯时的无力感。今天有人对现实口诛笔伐，明天就会有人颂赞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我相信科学，但现在却觉得求神拜佛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了。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