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以讲师身份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后，与各位教授关系都还融洽，但关系最近的要数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一来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之恩，二来两人志趣相投。
梁启超当时正担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一直十分热心遗址搜寻与田野挖掘，连自己的孩子梁思永出国留学时也建议读的是考古专业。
文中有一段对梁启超的描述非常精彩：
“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德国人魏敦瑞，法国人德日进，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由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因此两人许多想法都一拍即合，很快便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曾随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一起去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其间发现了几处彩陶遗址并取得了一些标本。同年十月，由李济协调洽谈，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弗里尔艺术馆共同组织、李济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协议达成。
梁启超对于该项目也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主动把李济推荐给山西模范省长阎锡山，以便于其后续考古发掘的实施。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至12月30日才结束。此次发掘共采集了76箱出土文物，分装了9大车，历经艰难最终安全无恙地押运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考古发掘，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几年内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被载入史册。
1927年1月10日，二人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一片期待中召开。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四大导师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二人先介绍了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基本情况，然后取出了一些遗物拿给大家看。介于出土的多为残破的陶片，大部分非专业人士看罢都不知所云，直到有一个人工切割的小蚕茧亮相时，众人的兴趣才陡涨。这半个经锐器切割的蚕茧，可以当作一种文化遗留痕迹，来标的文明发展的时期与阶段。由于中国有历史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以此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要比安特生所说的陶器更可靠。
梁启超听取报考后欣喜异常，回家后专门给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了写道茶话会的一些报告内容外，还这样写道：“他们演说里头还带讲着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这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的殷切期望，思永如此，思成亦然，不过他们后来都没有让他失望，分别成为各自领域引领风骚的大师。只不过，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