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地方。
1975年，父亲调到这个当时叫涌泉公社中学的地方工作。此后的九年，我也就跟了父亲，在这里居住、生活和学习。
那时的父亲，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他出的黑板报，版面图文并茂，字迹遒劲潇洒。他指挥学生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势，那表情，那眼神，堪比小泽征尔。因为母亲在临海上班，父亲除了教课，还肩负着校长的重任，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年幼的我和哥哥。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揉着惺忪的睡眼，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到楼梯下的女生宿舍找人帮忙扎辫子。多年以后在街上遇到她们，都会说起我小时候那可怜兮兮的模样。学校正常上课还好，我可以在校园里到处玩玩。但那个年代，老师还得带领学生上山开荒劳动，才四五岁的我怎么也跟不上大人的脚步。就这样，有一次，我和哥哥被落在半路。看着父亲带着学生渐行渐远，我们两个在那个叫桥灵头的路廊里，在深秋的寒风中无助地哭泣。现在每每谈起此事，父亲总是唏嘘不已。
那时的校园，现在想来，颇有点鲁迅笔下的百草园的味道。学校三面环河，只有一排用作教室的平房，一幢用作教室和师生宿舍的二层小木楼和一个教室般大小的四面漏风的食堂。操场上长满杂草，期间不时有蚱蜢蛤蟆出没。日落时分，满眼的蜻蜓在草丛中飞舞。夏天的夜晚，萤火虫，蝉，蟋蟀，青蛙，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虫子，彼此呼朋唤友，热闹得很。学校开有劳动课。春天，开地，播种。我跟着他们，在挖好的菜畦里撒菜籽。夏天，我会把毛茸茸的狗尾巴草伸进河岸边的土洞里探田蟹。田蟹被我诱出洞来，又气又恼，张牙舞爪，我又喜又怕。最喜欢秋天。拔了河边的茅草根，在河水里洗一下，白白的，嫩嫩的，放到嘴巴里嚼，凉凉的，甜甜的。大豆也成熟了。摘下新鲜的豆荚，放到食堂的大锅里煮熟了，拌点盐，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啊！实在没事可干了，就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倘若衣襟上还粘有一颗饭粒，我就会用这颗饭粒把成群的蚂蚁支得团团转。要不，就翻开小土块找土狗子（学名为蝼蛄）。这小东西头小，眼大，足短。善挖土，能游泳，还会倒退疾走。但要是运气不好，翻出一只蜈蚣来，那就惨喽！
那时的我，无知得可笑。操场边有一根水泥柱子，被一根很粗的电线斜拉着。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校园里的高音喇叭经常传出批判“四人帮”的言论。幼稚的我，以为那根有形的电线就是人人唾弃的“四人帮路线”。于是，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小心翼翼地绕过这根“四人帮路线”，唯恐有个闪失，惹祸上身。有一部电影，《绿色钱包》，介绍说这是关于一个失足少年故事。我坐在电影院里，自始至终盯着那男孩的腿脚，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手脚齐全的，怎么会是失足少年呢？当我终于明白此失足非彼失足时，那种羞愧，无地自容。还有一件更为可笑的事。父亲有一学生，每次看到我，总会不怀好意地大叫父亲的名字。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父亲的名字是那么的神圣不可侵犯。面对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牛高马大的对手，我无法排遣心中的委屈与愤怒。万般无奈之下，我把他父亲的名字用硬硬的铅笔重重地写在我的语文书上，真解气！
如今，父亲已年逾古稀，我也年近半百。校园虽在，但已面目全非。唯有那遥远而清晰的记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