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来得滞涩，风里裹着说不清的惶然，非典的消息像涨潮的河水，从城市漫到城郊，最后攥紧了这所中学的每一个角落。建国读初二，教室后墙的黑板报换了新内容，红粉笔写的“预防非典，人人有责”格外扎眼，消毒水的味道取代了粉笔灰的气息，成了校园里最恒定的味道。
每天早读前的体温检测是雷打不动的规矩，班主任拿着水银体温计，挨个儿点名叫学生伸胳膊，夹在腋下五分钟，报出的数字要一笔一划记在登记簿上，37.3度是红线，但凡超了，立刻回家，居家隔离，少则七天，多则半月。教室的门窗从早开到晚，即便春风带凉，也没人敢关，值日生每天要拿84消毒液擦两遍课桌、拖三遍地面，连走廊的扶手，都要蘸着消毒水反复抹，刺鼻的味道钻鼻子，久了竟也成了习惯。班里陆续有同学因为感冒咳嗽请假，空着的座位摆在那里，像一个个小小的提醒，让教室里的气氛总绷着一根弦。建国向来仔细，每天揣着妈妈装在塑料袋里的板蓝根，课间就冲一杯，苦丝丝的味道咽下去，心里才踏实些，他守着学校的规矩，认真测体温，认真消毒，只盼着这阵惶然的风早点过去。
建军却嫌这规矩缚手缚脚。他本就坐不住课堂，如今校园里处处是约束，更是觉得难熬。看着有同学因发热请假回家，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头。那天早读前测体温，他故意捂着额头，皱着眉跟班主任说头晕，嗓子也疼，伸手摸了摸额头，装出发烫的样子。班主任忙拿体温计给他测，他趁老师转身的间隙，悄悄把体温计往自己水杯那一靠，再拿出来时，数字过了38度。班主任当即让他回家，班主任叮嘱了几句注意隔离，便放他出了校门。
出了校门的建军，转眼就把口罩扯下来揉成一团塞进口袋，校门口早已等着几个相熟的哥们，都是嫌学校规矩烦，琢磨着找借口溜出来的。几人一拍即合，先拐进了巷尾的网吧，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开了机子就打起了游戏，键盘敲得噼里啪啦，把校园里的消毒水味和紧绷的气氛抛到了九霄云外。
玩到晌午，几人觉得腻了，又合计着找点别的营生。城郊的河滩水浅，春汛刚过，水里的鱼和螃蟹正肥，附近的小饭店收这些河鲜，给的价钱不算低。几人回住处拿了网兜和小桶，一路跑到河滩，挽着裤腿踩进微凉的水里，搬开石头捉螃蟹，拿着网兜追小鱼，河滩上满是他们的笑闹声，全然忘了外头的非典，忘了自己是“居家隔离”的发热学生。捉来的鱼和螃蟹攒够了，就用草绳串着，拎到附近的饭店，老板不问来路，只看新鲜与否，称了重给了钱，几人就拿着钱去买汽水、买零食，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