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秦始皇开始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开始记载的，王夫之选择从秦始皇开始论述，说明从秦朝开始的封建地主制的历史，才是他要探讨要研究要学习的对象。但是，在秦始皇这个最能大书特书的一个帝王之下，王夫之只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读通鉴论》开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

      “ 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王夫之认为，上古时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是原始社会选举管理者（首领）的一种“公心”。夏商以后，特别是周，进入奴隶制社会，社会阶层固化，天子世袭，士大夫也世袭。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这个时期，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大的变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把控在少数的家族之中，下层民众的出身基本是不可以改变的。

        到了战国后期，生产力在“铁犁牛耕”的带动下，快速的发展。在分封的大环境下，秦国开始推行郡县制。“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王夫之认为，从分封到郡县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在郡县制的背后，是统治阶级内部结构的调整，在这样的前提下，所有的人民理论上都有了进取的可能，而不至于阻断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

        在分封制的前提下，人民对于诸侯士大夫的“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等等，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可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人民对于“选举不慎而守令残民”的情况，是可“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因此王夫之认为，从秦汉开始，国家寿命都没有和商周等长的，是由于天子成为了孤立的个体，不像商周时期天子那样和各个统治阶层都有或多或少血缘关系；而另一方面，像战国时期那样的几百年的割据局面，也不会再出现了。

        王夫之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候置守”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事实上，在国家政体格局上，秦国推行郡县制，确实为中国以及世界后世，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开始，这种开始，为国家政体的革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就像一个婴儿，在孕育之初的时候就已经建立健康的机制，那么随着他的发展，他可以接受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营养，最终健全起来。

      所以王夫之说，“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事者，私己而已矣。”

因此，在王夫之的历史观中，郡县制是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石。虽然国家灭亡、朝代更迭，也是对天子皇帝来说的，总的来说，“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

（二）秦二世而亡的原因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王夫之列举了历朝历代开国之时，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刀，宋则德昭不令其终，汔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每一个王朝在开国初期，都因为“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出现过统治阶级倾轧的惨况。王夫之认为，“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但是太甲和成王，最终都能安于其位，因此赵高跟伊尹、周公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土里面。

        因此王夫之说，“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并不是秦始皇不能识人，而是秦始皇太喜欢听信谄媚阿谀。王夫之认为，赵高这样的人，“虽中主不足以存”，更何况胡亥这样的皇帝，连中等才德都算不上。“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而建文帝“无托孤之旧臣”，导致“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由此可见，一个合适的托孤之臣，在二代接班的时候显得尤其重要。对于所有的“皇二代”来说，有一位甚至多个老臣，能通过他们的能力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并且匡正自己的过失，多么可贵；现在的许多企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基本都可以借鉴于此。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托孤重臣”，必须得是刚正不阿、不费力媚上的人，不然，秦二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国祚之不倾者，无谀臣也。”

        每个人在读历史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需要在这些历史和评论历史的书籍里，找到前进的力量。

      大家要是想更深入的了解秦朝历史，可以去看一下历史不是僵尸的《从秦朝说起，到清朝结束》之秦朝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