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高三艺术班。王老师让我们每个人交一幅水粉，说是要选出一副，挂在他的画展上。大家自然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去S大学的保送名额，只有一个。老师在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在他口中是有才华的。这样的赞扬自然会让我开心，但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张优看我画时的表情。嘴唇用力抿着。两边眉头下压。后来有次和他聊天，我和他说了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他我家里的条件并不适合学美术。靠着一点关于才华的幻想，才坚持了到今天。但是如果这次考不上大学，以后就不会画画了。他听了说：“其实S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是说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也会为你开一扇的么。”我觉得那是一种安慰。 

      画展那天，我没有找到我的画，也没有找到其他人的。学生作品栏上写着一个不认识的名字--庄楚天。我找到那幅水粉，仔细看了一下。画中的物体大多纹样复杂，但却处理的有条不紊，而且显示出了不错的空间效果。没有长时间的磨练，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准。所以猜想应该是王老师不满意我们的作品，找以前的学生要了一幅。可是当我再看那个名字时，后面跟着一个“高一3班”。我不得不重新审视那幅水粉。这真的是一个高一的学生画出来的么。这才是真正的才华么。那我呢。我的才华，我一直依靠着的东西，只是聊天中的一个笑话么。它在这幅画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后来我和张优聊到庄楚天。她也听说了，还知道了一些消息。说那人小时候并不喜欢美术，后来因为文化课差，才无奈学了的，没想到画得不错，初中毕业后就保送了我们高中。我问他：“这是不是你说的上帝关了一扇门，又开了一扇门。”他站起，说：“屁！那个人的爸妈是大学美院的老师。”

    有天晚自习的时候，张优向窗子里指着。我看到了庄楚天。高一的教学楼在我们对面。我看着他窝着身子，一路跑下了教学楼。怀里还抱着个篮球。窗子上的玻璃刚好映出了我当时的神情。我很熟悉。嘴唇用力抿着。两边眉头下压。我想那时我应该是想到了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为什么我们学美术的，还要在这里学着语数外；比如为什么母亲忽然就住院了；比如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高中一个月放两天假。我不回家，而是去医院。母亲得的是胆囊癌。医生说已经扩散了，手术的意义并不大。父亲不甘心，要求手术。手术后的日子，母亲的身上一直连着各种管子，脸上颧骨越加突出。有次她问我考试怎么样。我跟她讲学校有保送名额，我的希望很大。她不是太懂，但还是在那里笑了半天，自言自语：“说不定我还看得到。”

    后来庄楚天被插到了我们班。王老师应该是想直接带他。张优接近他。先是说了几句好听话，关于他之前的那幅水粉，然后问了一些技巧。庄楚天开始咕哝了几句，后来说：“画画有什么好，又画不出什么名堂，我要是你们，还不如天天出去玩玩。”班里确实有几个是在这里混日子的。但是张优不服，她把我搬了出来。庄楚天说：“他的画我看过，以后最多当个老师，有什么意思。”张优回来跟我说：“肯定是从小缺少母爱。”我觉得他只是太直白。

      有次上完课，王老师讲到保送的事情。他说每个人交一幅作品，再结合平时表现综合评判，最后还补充说庄楚天也包括在内。王老师走的时候，总是喜欢去拍一个人的肩膀。以前是我。现在是庄楚天。事后张优说：“肯定是他爸妈找的老师，先把他从高一调到高三，然后再抢个保送名额。事情都安排妥当了，还跟我们讲什么综合评判。我们只不过是个陪衬。”他买了一罐啤酒，喝了一小半，然后给我。我说我不喝的。他说我必须喝。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最惨的。

      接下来庄楚天在班上的日子就有点难过了。比如篮球课打球的时候，有人就想给点颜色给他看看。庄楚天打球也不错。他说他学美术学了一年，篮球也只是高中后才打的。也许真的有那么一种东西叫做天分。后来他们动作越来越大。庄楚天把球砸在地上，吼：“一帮窝囊废，耍什么坏心眼，有种一个一个来单挑！”他毕竟才十七岁。

      画室里，认真准备作品的人并不多。我算一个。张优算一个。庄楚天不算。有时候他抱着球，一身汗地回来。看到我们的画时，大多都不屑地摇摇头。走到我面前时，倒会和我说：“你画不过我的，你跟王老师学画，最多也就到他的水平。可他也就那样。我的画大多都是跟我妈学的。我妈是副教授。你再努力又有什么用。”我说过，他有天分，他才十七岁，而且他还很直白。可是即使我知道这些，我的拳头还是紧紧握着。

      当天晚上，我画到很晚才回宿舍，路上看到庄楚天翻墙出去。应该是去网吧包夜的。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睡不着。如果我去举报他的话，那么他会被记过。报送名额肯定不会有他了。可是我在犹豫。为什么我犹豫？不被扣上告密的头衔？不破坏我们还算和平的关系？我不停地翻着身子。大学、虚荣、竞争、卑鄙、母亲，被混在了一起，是夜的颜色。我看不清楚。

      现在我想，如果那天晚上我去打小报告，后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庄楚天被人打了。张优跟我说是在晚上，趁他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先用一个袋子套住了他上身，然后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我问他几个人。他连数字带名字一起点给了我。当然还包括他。我说：“你们这么讨厌他。”他说：“不是讨厌，是恨。你不恨？”我想起了那天我紧握着的手，但是我恨的真的是他么。

      那一天庄楚天没有来上课。来的人是他的父母。庄楚天被送进了医院，眼球破裂。我们被一个一个喊进办公室。到我时，我走进办公室。张优刚好出来。他盯着我，微微摇头。王老师、政教处主任、庄楚天的父母，他们坐成一排。我站在他们面前，低着眼睛。王老师先表扬了我几句，但最后补充说要我诚实。政教处主任先问了我那天晚上在哪，做什么，有没有人看见。然后他问：“你有没有参与？”我说：“没有。”他又问：“那你知不知道有谁参与？”我没有回答。我又在犹豫，该死！

      他们都看出了我有所隐瞒。庄楚天的父亲说：“同学，你放心说出来，不要怕，我们不会把你说出去的。”王老师说：“小吴，保送的名额你知道的。你说出来呢，也算帮了庄老师一个忙。庄老师以后自然帮得到你，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说呢？整件事情本就与我无关。那个名额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们打人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我还在犹豫。直到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政教处主任说：“你隐瞒事实也要受到惩罚，记过。”

      母亲在去世前没有等到我保送的消息，等到的却是这个。

      桌子上堆着没吃完的药。父亲拿着医药费单子，坐在那看了半天。他说：“你妈半夜死的，天亮了才发现。那帮医生就知道晚上睡觉，白天在那里数钱。”我和他面对面坐着，我看他有时眼角微微抽动，可随即又把眼睛闭起，片刻后再睁开。他一直在忍着。我想他要是只哭出那么一下，我肯定会忍不住，然后抓着他的手，哭上一天。可是他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把单子拍在桌子上，说：“走，找你大舅。”他们最后去医院闹了一天。

      那天我没有去，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因为我想不通。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不幸。可是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我，包括张优，包括父亲。在我们面对一些不幸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宁愿选择愤怒，却不愿选择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