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全书五十六回，为我们描绘出文人在一个“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的朝代里，为了“功名利禄”儒士气节与修养逐渐被腐蚀，从而将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吴敬梓用他的一枝老笔写尽了几百年儒林人士的悲痛叹息。
纵观吴敬梓的一生就不难看出，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
一腐儒们对科举的痴魔，是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明清是科举考试最盛行的时期，以功名而论分为三级制，即秀才、举人、进士。一般情况下，只有到了举人这个级别才能入仕为官，从实际情况来看，清代举人入仕也有很高的难度。只有进士才是天子门生，可以享受优先授官的待遇。
即使是秀才在地方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和当地的父母官有对话的资格，见面也无需下跪。除了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外，真正带给秀才实惠的是经济利益。按制度，秀才可以免除部分地丁钱粮和差赋徭役，不仅如此，秀才这个名号也可以成为读书人的一种谋生手段。秀才可以担任私塾教师，尽管收入不算丰厚，但养家糊口不算难事。据统计，清代的秀才担任私塾的年收入为24两银子左右，这个收入显然高于壮年雇工的年收入10两。所以民间俗语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仅是老百姓对知识的敬畏，还反映出了民众对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的向往。
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封建观念中，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才是“光宗耀祖”造福本身及后代之举。所谓“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一味追逐功名利禄，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诱饵，致使一批儒士们为此而刻苦拚搏。
其中不乏有王惠和荀员外为了科举之路找人请仙判，也有为了举业而耗尽终生的马二先生，一生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依然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
作者笔下这一批只为了功名科考的儒生们最为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周进、范进。这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文人，这是当时科举制度下催生出的一种儒生。
年近六十岁还未中过学的周进在一出场的形象，足可以证明他生活的窘迫：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䄌，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范进的出场，更是比周进还不如：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关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䄌，冻得乞乞缩缩。
这二人的形象，是当时期寒门学子的真实写照。尽管生活极为困顿，老弱年迈还未考中在社会中处境尴尬，他们还是念念不忘科举考试。这种成魔的状态能在周进路过省城贡院时的表现中知道：进去观看，触动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后来在金有馀和一些小商人的帮助下参加了考试，对着自己哭过的贡院，才思泉涌，七篇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一般。放榜那日，巍然中了。登时各种势力的巴结齐聚汇拢。
吴敬梓借用周进高升到御史来讽刺当时科举制度中从形式和思想上对考生的禁锢。当时盛行的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这种文体不难看出，太过于拘于泥板，应试者们只会依葫芦画瓢，不懂变通。一味追求不切实际的华丽之感而不注重实用。这也使得儒生们的思想渐渐被狭隘在四书五经里，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胸怀都被大大限制。
这种讽刺也在周进教训来交卷的童生也可以看出：“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意同杂学。科举时代，举业以外的文艺学术往往被看作是不务正业。）学他作甚！”
而范进一篇一遍看不懂需要看两遍三遍的文章被推举中了亚元。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岳父胡屠户那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脸的人物都对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产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
作者通过周进和范进的科考之路，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严重扭曲人性，束缚人们的思想，带起一阵不健康的社会风气，足见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摧残。
二汤奉、王惠的昏聩无能，是作者对当时科举选拔的嘲讽
当时官场的不正之风从鲁编修的口中就可得知：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事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为了功名的读书人一旦进入仕途，心中装的已经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胸怀，而是一群寡廉鲜耻的无能之辈。文中汤奉、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汤知县的出场源自一场牛肉风波。从汤知县自称“敝教只是个牛羊肉”我们可以得知，汤奉是个回民。当时朝廷禁宰耕牛，这道禁令无疑断了回民的活路，私下宰牛引发的冲突很普遍。回民吃不到牛肉，想着知县也是回民，奔着“教亲”的情分去找知县通融，结果糟了横祸。
文中在回民们推荐一位阿訇拎着五十斤牛肉来找汤知县，（小说里叫“师父”，确实至今南方的穆斯林仍然把阿訇叫做“师傅”把阿訇的妻子叫“师娘”）拿了五十斤牛肉去给自己的教亲知县走后门。
张静斋的一句：“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此处三人的对话，是作者对当时科举文人缺乏常识，信口开河的又一次讽刺。这位刘老先生是元朝进士刘基，入明就担任要职，没有中进士，入翰林、贬知县等事。
结果没想到这个教亲知县是个混账糊涂官，哪里顾什么教亲的情分，在张静斋这个大汉族代表的撺掇下居然把阿訇收了监。民间有句话：官至三品必出教。说的就是汤知县这号人，他还是个七品六品之职，已经忘了教亲，要真到了三品难说还会做出什么事。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对当地的治安、黎民生计、案件冤情全不关心，而是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最后那句调侃“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是透露出王惠为官不正的居心。
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各上司坊闻，都道是江西的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高升为南赣道，催趱军费。
这些凭借科举选拔出的官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贪狠、蛮横成了他们为官的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王冕、杜少卿的清流姿态，是作者对文人的本真追求
在乌烟瘴气的儒士群体中，作者也留有一份清流之态，“与其出一个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鸷的通儒。”这句话也看出了作者对待读书的一种态度。
文章的第一回中作者塑造的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把他作为全文儒林之士的楷模。从他对吴王的一番话中就可得知，他虽身在田野却是一位博古通今之人。同时他不依附权贵，安于贫贱。文中提到的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作者通过王冕之口抨击了这一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文中的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却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从娄太爷临终的话中也可知道他的性格：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断然是保不住的了！虽说施恩不忘报，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
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第三十二回他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文中李巡抚荐举他入京做官，他装病不去，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么!"在他说：“好了！我做秀才，有了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情罢！”“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些言行中表明了他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与批判，与《儒林外史》中那些追逐名利的儒生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也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 的“正经人”。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朱熹在《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我认为，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是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作者也寄情于这些正面形象表达自己对文人博学饱识，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的读书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才是文人们应该有的态度和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