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书店，是我的一大爱好。但这癖好究竟是何时养成的，我就说不清楚了。不过我至今仍还记得，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华光中学读初一，这是一本名为《红旗插上大门岛》的小说，此书后来被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借走，从此就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我就读的学校坐落在天平路上，从校门出来，往南走不多远，便是徐家汇的新华书店。因此，有时候下午放学，我若不想太早回家，就会独自去逛书店。彼时，虽说是逛书店，其实也没多少社科文艺类的书籍可看，除了摆放在书店醒目位置上的“雄文四卷”外，基本上都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以及《牛田洋》、《虹南作战史》这类集体创作的小说。那时的书店还没实行开架经营，想要翻看哪本书，还得央求营业员取下来给我。看多了，营业员自然会不耐烦，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可我还是乐此不疲，仿佛只要闻着书页中散发出的、略带尘味的清寂气息，心里便觉得安宁。那是一种圣洁的静谧，我很是享受这种清静安宁的氛围。
待到改革开放以后，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犹如春天繁花般地竞相涌现。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初，书店陆续实行了开架经营，仿佛久闭的花园拆去了篱笆。于是我逛书店的兴致，也变得愈发浓厚。然而人心是会随内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从前，在书店乏书可售的年代里，我浏览每本书都觉得好看想买，无奈囊中羞涩只好作罢。而今，当好书如潮水般涌来时，我反倒有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踌躇。我的眼光也变得挑剔起来，我逛书店买书的心态也变得复杂了。细细想来，我这种逛书店购书心境的变化，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先是不加区别、狂热买书；再后来就是精挑细选、谨慎购买；到如今，则变成了逛书店浏览书籍信息、回家后上网比价下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像不少和我同龄的书迷那样，我也曾经历过胡乱买书的阶段。那时候虽说喜欢看书，但没有明确的方向，凡是社科文艺类的书籍，只要有人说好，有人说经典，我都会去书店找来看，不管是否能看懂。买书也一样，只要口袋里有钱就会买，一个时期下来书是买了不少，但有好些书只是翻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钱钟书的《管锥编》便是一例。这部书被坊间誉为“国学大典”，气势何等恢弘！我自然也未能免俗，兴冲冲地抱了一部回家。结果呢，翻开第一册，那汪洋恣肆的文言，那旁征博引的考证，便像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将我拦在了外面。那几本书，最终只能在书架上寂寂地立着，充当起“有学问”的装饰品来。后来读梁实秋先生的文章，见他写到有人以《哈佛大学丛书》装点书架，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使我赧然想到自己书架上那套簇新的《管锥编》，不也担起了同样的差事。
我这种不加选择的购书模式，自然不能长久。随着年岁的增长，读的书多了，我渐渐摸清了自己的阅读偏好，于是我逛书店买书，也变得谨慎起来，不再盲从书评或是他人的交口称誉了。买书，终究是为了给自己阅读的。别人好评的书，并不一定适应我的口味；我认为极佳的好书，旁人也未必会颔首。这本是很浅显的道理，我以前却偏偏想不到，看不透。
我年轻时受书评和时风的影响着实不浅。譬如散文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很流行，我亦盲目跟风买了不少中外名作家的散文诗集，包括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还有当代郭风、柯蓝、耿林莽、刘湛秋等作家的散文诗集。然而，这些诗集中的诗句，空灵是空灵，优美是优美，可读着读着，总觉着隔了一层，就像雾里看花，终不及有聊天风的随笔来得真切。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发现对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抒情作品，产生出一种乏味的厌倦。如今逛书店，只要瞥见书名上带着过于明显的抒情痕迹，便连翻开的兴致也提不起来，更不用说买了。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从容不迫、如老友围炉闲话般的随笔，越来越合我的口味。周作人的冲淡，鲁迅的辛辣，丰子恺的温润，林语堂的诙谐，梁实秋的雅谑，张爱玲的冷峭，苏青的直率，张中行的恬淡——各家的随笔集，我见到一本，便会收集一本。外国的随笔作家里，蒙田的博大与通达，兰姆的慈悲与絮叨，卢梭的沉思与自省，都让我读来如逢知己。日本作家中，谷崎润一郎的耽美阴翳，永井荷风散淡的江户遗韵，寺田寅彦那科学的理性与诗意的交融，夏目漱石的谐谑，村上春树的现代感，他们的随笔集，亦是我书架上的老友，随手抽出一册，便能度过一个安宁的下午。
逛书店，我少有兴趣浏览购买的，是那些翻来覆去、炒冷饭式的各类名家作品选。尤其是这些年，也许是不用支付版权费的缘故吧，各类出版社热衷于将早已离世的名家散文随笔作品，重新加以编排组合，然后取一个或香艳或玄虚的时髦书名，便当作新书出版。最初的时候，我逛书店还会购买几本，但后来发现，这些所谓的新书，除了书名取得更时髦，字体变得更大，书本印得更厚，书价定得更贵，但选编的内容依然还是些老面孔…… 这类书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不仅少了书卷气，多了金钱味，而且还连累了名作家已有的名气。
我有时会猜想，离世名家的作品被翻来覆去选编出版的现象，要是这些名家本人还在世的话，他们是否会同意出版社的这种操作，是否会认可那些与他们文章风格完全不同的书名呢？若是周作人、汪曾祺、丰子恺这几位名家还在世，看到他们那些冲淡素朴的文字，被装帧成各种花哨的模样，冠以他们生前绝不会用的、煽情或夸张的书名，不知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们会怒发冲冠，也许他们只是淡淡说一句“太过分了”。但对身为爱书者的我来说，如今面对书店里那整排整排的“名家专著”的书柜，就会条件反射似地产生一种排斥心理。事实上，遇到同样情况的，还有梁实秋、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这些名家在书市上被供奉得太甚，反倒失去了几分亲切。这对故去的作家们来说，究竟是喜还是忧？我就说不清楚了。
更让人倒胃口的是，如今有不少“著名或知名”的当代作家也同样热衷于选编自己的旧文稿反复出版。我非常厌恶那种用大部分旧稿加几篇所谓的新作，然后换一个时尚书名就当作新书来出版。在我看来，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就是对读者智商的轻慢。我不清楚这些“著名或知名”的作家，他们这番操作究竟是为了扬名，还是想图利？若说是为了扬名，怕是会适得其反，要落下个“不诚实”的名声；若说是为了图利，如今的读者早已变得精明，销量想来也不会太好看。读者毕竟是有脑子的，一两次或许会上当，三次四次，便连看那位作家的名字，也要绕着回避了。
此外，还有几种类型的书，如今我逛书店，也激不起我半点浏览或购书的兴趣。一类是事无巨细地唠叨自家柴米油盐、夫妻龃龉、儿女情长的书。读这样的书，仿佛被迫坐在一位“话痨”对面，听他喋喋不休地讲述他家的琐事，既无思想的深度，又无视野的广度。别人家的隐私，我素来没有窥探的兴致。还有一类书是文字虽美，但描写的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那样的文字，读来固然是唇齿留香，然而人间终究没有那样的去处，读多了，怕要把人读成弱不禁风的林妹妹，见了风也要咳嗽三声。再有一类书，就是满篇说教的“鸡汤”类的书籍，我总觉得，写这类书的作家，他自己是否能做得到像他说的那样呢？倘若做不到，那他说这些虚假的漂亮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真是个很让人疑惑的问题。
这几年逛书店，给我的总体感受是，文学类书籍除了已故作家，以及当代著名或知名作家旧书新编的出版物之外，还出版了众多新作家的书籍。纵览这些新书，题材有着惊人的相似——乡村风情、童年趣事。仿佛每个人都在抢着回望自己的来路，将记忆里的溪流、炊烟、远山、外婆的蒲扇、田间的耕牛、村头的古树等等，一一铺陈开来。对这类出版物，初读几本很美妙，确有清新质朴之感；可一旦大家一哄而上，都来出版这类新书，看得多了，那就会让人心生腻烦。我就有点后悔买了不少这类书籍，也曾写过好几篇回忆童年、回忆乡村生活的随笔，但如今看到书店里满坑满谷都是这类书籍，我已失去了再读这类书籍或写这类文章的热情了。
一直以来，相较于店堂气派的新书店，我骨子里更偏爱逛那些略带些旧尘味的旧书店。四十多年前我还在上海生活的时候，福州路上的几家书店，是我常去逛的地方。特别是在古籍书店和旧书店里淘旧书，对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乐趣。在那里，不仅常会有一种淘到好书时的惊喜，而且还会产生一种隔着岁月与旧时人影悄然对望的遐思。如今在我的藏书里，有不少书就是从这些店的旧书堆里淘来的。
淘旧书的妙处，就在于一个“淘”字。你得有耐心和眼力，还得有一点运气。譬如有一回，我在一处毫不起眼的角落里，翻到了一本民国三十七年印行的《人•兽•鬼》的旧书，这是钱锺书先生早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纸页已泛黄发脆，封底还缺了一角。我捧在手里，仿佛握着一块刚从土里掘出来的古玉。还有一回，我淘到一本永井荷风的《晴日木屐》，扉页上居然是译者陈德文先生的亲笔题签。从译者毛笔楷书的题字内容来看，此书是译者赠送给一位“何姓大人雅正”的首版书。基于尊重个人隐私的原则，我自然不能写出受赠人的姓名。但翻阅这本签名赠书，我不由得猜想，这位被译者尊称为“大人”的受赠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本品相九成新的赠书怎么会流到旧书店里去的？也许此书自有一段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吧。遗憾的是，如今各地的旧书店已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好在如今还有“孔夫子旧书网”可以在网上淘淘旧书，但比起在实体旧书店里淘到早已绝版的旧书，或是作家的亲笔签名本，那种惊喜的感受，是无论如何在网店上淘书时体验不到的。
我这些从各地旧书店铺里淘来的旧书，有些扉页上盖着某某人的藏书印，有些还夹着原先主人的书签，或是几笔潦草的批注。我偶尔会对着那些印章和字迹出神：这本书的前任主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在一个怎样的午后，怀着怎样的心情，买下这本书的？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在温馨的灯光下，还是在雨天的木窗边？如今这本书辗转到了我的手里，那位主人又去了哪里？这念头一起，我便会觉得手里捧着的，不只是一本旧书，更像是一段无名的旧事，一枚沉淀着旧时光的琥珀。
不知不觉间，几十年的岁月已过去了，到如今我的藏书竟也积累到了近万册。对这些藏书，我以前从没考虑过它们的将来。只觉得买书、读书、藏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随着我一年年地老去，一个念头便不可避免地浮了上来，就像水底的暗影，日渐清晰起来：倘若有一天我离开了人世，我这些藏书，该何去何从呢？
把书作为遗产留给我的后代吗？坦率地说，在我的家人中，并无一人对我这些社科文艺类的藏书怀有兴趣。他们欢迎的是房产、金钱财物这类更实在、更通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他们，毕竟在现今社会中，人心普遍如此，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我家存在。我常在旧书店和旧书网上看到一些名家签名本，或盖着著名学者藏书印的旧书，在旧书市场上被一次次转手，价格或高或低，但终究是流落了。想来这些藏书的主人，生前必也是爱书如命的，他们身后的境况，怕也不外乎是藏书被家人清理出来，论斤或论堆地卖给了收购旧书的人或店铺。若那些藏书的主人天上有知，看到自己毕生珍爱的书籍在尘世间漂泊无依，大概是要心痛得捶胸顿足的吧。
我自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藏书也沦落到那般地步。那么，我或许可以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我家乡的图书馆或教育机构吧？但又转念一想，且不说这些机构是否愿意接受我这批内容颇有些“冷门”的个人藏书，单就我本人而言，在尚能抱着书卷、嗅着墨香的当下，要我将几十年倾尽心血积攒起来的“老朋友”们拱手送出，我是万万舍不得的。这份自私而固执的痴爱，大概也是所有爱书人的通病吧。
可是，我又想不出一个妥善理想的办法来避免这种状况的产生。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逛书店，看到有喜欢的新书，便多了几分克制的冷静，尽量抑制购书的冲动，不再给我的书架增添新书了。再说如今出版的新书，能激起我购买欲望的并不多见。如果确有让我心动的好书出现，我便会先去图书馆寻觅借阅，若是找不到，那就到旧书网上去搜寻，等找到了，再斟酌一番，方才决定购买与否……诚然，现在我逛书店买书的频率，似乎正随着我对自己藏书未来的担忧，而在渐渐地减少。
不晓得在当今世间里，是否还有跟我这种逛书店与购书心境相似的人？也许有，也许没有，毕竟如今看手机的人，已远远超过爱读纸质书籍的人了。这就如我一位朋友说的那样：“现在还有几个人在看书读报？”此话虽不怎么中听，却也是实情。当他在酒桌上说这番话时，带着三分醉意，七分调侃。我听了，只是笑笑，低头喝一口饮料，继而想起书房里的那些藏书，内心里便觉得安稳——是啊，无论尘世怎样地喧嚣，至少我那些珍藏的书籍还静静地排列在书架上，等待着我随时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