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看医学纪录片《人间世》，第一季的最后一集里面，旁白有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生与死之间并非一线之隔，还有庞大的中间地带，在这中间，有痛苦，有不甘和不舍。”这段话让我想起来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在历史上他们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在现实中他们是纪念碑上雕刻着的浅白色的字迹，在我们的眼里，常常误会他们会像电视剧里面那样毫无情感的消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死在战火里的人们，他们的痛苦，不甘，和不舍，和其他人一样，在感知血液流失的过程里，他们的脑海里闪回的也是真实的人生。他们需要悲悯和怜惜，而不是遗忘。

我的伯公（爷爷的哥哥）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军入伍，于是去抗美援朝。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他很喜欢读战争小说，看抗战电视，对四大战役如数家珍。他的头上有一道疤痕，他说是被子弹划过的痕迹。在很多次冬日午后的阳光下，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跟我讲战场上的故事。他说他的战友在炮火中死在他的身边，子弹击穿胸膛，血液溅在地上迅速凝固，尸体留在异国他乡。他看着远处默不作声，然后隔了很久，说还好他活下来了。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讲一段书里的摘抄。我不明白这是真实的冷静还是麻木，或者说是克制。

最近重读了一遍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她的父亲齐世英是国民政府的教育家，她在书里描述了她从辽宁巨流河流到台湾哑口海的一生。我很少一本书读两遍，但是《巨流河》让人意难平。里面有很多片段让我念念不忘，短短的几句话，却让你联想起无数战争下的个体面临的惊涛骇浪。

“幸运的，带了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一些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行李就是他们全部的故乡了”

这段话让我想到一个邻居老奶奶。她的丈夫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自此音讯全无，她独自带着儿女长大成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岸恢复联系之后，她的丈夫带着台湾的妻儿回到了故乡。她没有办法接受等待一生的人在远方重新建立了家庭，于是精神崩溃，变得疯疯癫癫。丈夫没有办法解释他面临了怎样煎熬的人生，只好回去。有一次傍晚，这个老奶奶在我们家门口小坐，在旁人戏谑的挑唆下，她说她丈夫的台湾妻子很漂亮，也很有礼貌，还会叫她姐姐。她说，我除了放手，还能怎么样呢。

早几年的电影《军中乐园》，陈建斌饰演军官因为出门打水被国民党强制征兵，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家的房屋，自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多年以后，他总是在台湾的海边，望着那没有边际的大海，喊说，娘，我想你。

齐邦媛女士的初恋是一个名叫张大飞的东北流亡学生，后来参加空军学院，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了飞越驼峰的国民党空军。当时日军的侵略势如破竹，美国的援助只能从越南经过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的大后方。张大飞就是在昆明飞越驼峰的任务中牺牲的。

齐邦媛在九十年代回到南京，去空军纪念陵找他。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她找到了一行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

她说，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躯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这碑上的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皈依？

她说，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战争是肮脏，不堪的。但是在肮脏不堪的战火下，才能萌发真正的高贵和纯洁。

我的伯公几年前去世了，作为抗美援朝的老兵党员，村委会在他的灵柩上盖上了党旗。他年轻的热血挥洒在了战场上，然后默默无闻在小山村里度过了一生。战争已经变成历史，战场上的人也逐渐在离去，和平年代的人没有办法体会到当时的悲欢离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邻居家的老奶奶很久没有见到了，高晓松在《离骚1949》里面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说这是时代的错误，我不会责怪任何人。我不知道最后她能不能跟自己和解，跟时代和解。

齐邦媛女士在台湾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她跟丈夫生了三个儿子，把一生奉献给了学术。她在回南京的那天，在抗战航空烈士陵园里坐了一下午，战争带给她的伤口已经愈合，但是那个离去的人，是她心里永远的疤痕。

希望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