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第七天，身体像一台老旧的风箱，每咳一声都震得胸腔发疼。清晨醒来时，我却意外捕捉到一丝松动的气息——喉咙里的刀割感钝了，鼻塞仿佛被谁悄悄拧开了一条缝。我蜷在被窝里，贪婪地攒着这点来之不易的清醒，盘算着今天要给疲惫的免疫系统放个假：不碰电脑，不回消息，只让手机里的短视频像温水一样淌过眼睛。
手机屏幕刚亮起，一个名字跃出来——是前领导。铃声像枚钉子，把漂浮的惬意瞬间钉在原地。他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推辞的熟悉力道：“有份发言稿，能帮我润色吗？下午四点前要用。”我听见自己说“好”的时候，喉咙还残着夜咳的沙哑，像砂纸磨过字句。
于是，这场病中的“罢工”成了另一场奔赴。我倚在床头，手机变成一块发烫的梯田，拇指在二十六键的沟壑间不停翻耕。屏幕的光映得眼睑发涩，咳嗽一次次打断思路，我只好把语音输入当成拐杖，断断续续地捡拾散落的短语。中午的饭菜是母亲端到床头的，蒸蛋像一汪月光，我却只来得及舀三两口，便又被屏幕里跳动的光标勾了回去。
当“发送”键终于跃起，时间刚好卡在四点零五分。我盯着对话框里那句“很好，辛苦你了”，忽然觉得喉间的疼竟轻了几分——原来身体里的某个角落，还藏着比病毒更顽固的表达欲。我摁灭手机，窗外的阳光像刚磨好的黄油，软软地铺在回乡的路上。
傍晚的老家，炊烟是弯曲的问候。儿子和侄子早已换好泳衣，像两尾活蹦乱跳的泥鳅，一路把我拽向泳池。水温微凉，我犹豫着把仍有些发热的身体浸入，孩子们在身旁扑腾起细碎的水花，溅到脸上，竟冲走了蒙在额头的昏沉。我仰面漂在水面，听见自己的咳嗽声被池水隔成闷闷的鼓点，像在给他们的笑声打拍子。
游完泳，我们去岳父母家小坐。茶几上摆着刚切好的橙子，金黄得晃眼。我摆摆手，指了指喉咙，岳母立刻把橙子挪开，换上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玻璃壁上的水珠缓缓下滑，像替我计时：早点回去，早点睡觉。儿子趴在我膝头，小声问：“爸爸，你明天还咳吗？”我揉了揉他仍带泳池氯味的头发，没回答，只在心里回了一句：咳也要咳得有价值。
回自己家的路很短，夜风却很长。我牵着儿子的手，慢慢数路灯。第七盏灯下，我悄悄做了个约定：明天醒来，若咳嗽声里还能挤出一点清亮的晨光，就把今天攒下的所有温度——前领导的信任、母亲端来的蒸蛋、孩子们的水花、岳母的蜂蜜水——统统回赠给这个还在修复中的自己。
感冒第七天，我原以为只会收获一包用空的抽纸，却意外触摸到生活滚烫的脉搏。它藏在每一次“需要”与“被需要”的缝隙里，像暗夜里的小小火种，提醒我：向着家的方向，重新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