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先生乃一代儒宗，认为阳明心学之精髓在体认，当于经验与磨炼中领悟，并以数十 年身体力行践履这一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哲学”，令我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的贡献，与此类似。儒家的最高价值是让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无人能替你看顾自己的内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因此，即便说“一生的结果皆出于心”，亦不为过。
直面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极权主义的回潮带来的是阶层固化、共识破裂、道德沦丧、法度陵夷。物质文明的繁荣并没有赋予人生更具价值的意义，相反，欲望日渐膨胀，幸福感却每况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学编织的所谓“梦想”之中不能自拔，蹉跎了青春，荒芜了精神，在循环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闭。放眼望之，许多国家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国民的幸福指数；许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财富，却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何以越来越迷惘纠结，日甚一日地充满挫折与焦虑，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实上，一个人成不成功，人们多以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寡来衡量，但幸不幸福，却无法以外部指标来判定，只能借由内心去感受。毕竟，若仅剩物质，则会害怕；若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就不用去害怕。因此，最好的救赎之道便是把习惯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来，关注放逐已久的心灵。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要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心学就是要人敞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来，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树立起“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生活态度，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终保持内心的强大。
同时，是非不用从学者的讲学中区分，只需在自己的内心里辨别。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当人厘清了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以冈田先生为例，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冈、东京等地开设讲座，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还多次来华考察，行程两万余里，为赞助修复阳明故居和阳明墓在日本发起了广泛的募捐活动，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诠释了知行合一的真谛。因此，即使先生的亲戚中出了不少企业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们的低得多，但“冈田武彦”这四个字在家族里的分量却无人能及。
四十五岁那年，先生顿悟“体认为本”，明白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实际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人，不应当活在概念里。就像歌德曾让他的弟子去参加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
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对真理的探寻，注定道阻且长，注定需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在持续的“格物”与“诚意”中构建起思维图谱，日臻明觉良知之化境。
正如凡•高所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用一生演绎、再现了阳明心学的冈田先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山高水长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