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伯纳，英国著名的戏剧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说过一句名言：“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著名作家龙应台在《爱情》一文中这样写道：“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难以持久的。”
恩格斯曾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关系。”
科学家默特将故事寓意引申，并把故事中的现象称为“马太效应”——即任何个人、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钱就像水一样，只有流动起来了，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这就叫“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不可逆转性，即易于向上调整，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的消费，更具有不可逆转性。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喝了一碗又一碗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边际效用递减也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引起了经济学上一种革命性变革。所以，边际效用理论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它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之一。
现在许多企业都为产品卖不出去发愁。其实产品卖不出去，并不是消费者没有购买能力，而是你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给消费者带来了边际效用递减，成了“杰米扬的汤”。
在经济学上，比较优势的意思是说生产一种物品机会成本较少的生产者在生产这种物品中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主要是用来衡量两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除非两个人有相同的机会成本，否则一个人就会在一种物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人将在另一种物品上有比较优势。
举个简单的例子，乔丹是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天才，在他的篮球生涯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可以设想，他也很有可能在其他的某项活动中也出类拔萃。例如，乔丹修剪自己家的草坪大概比其他任何人都快。但是仅仅由于他能迅速地修剪草坪，就意味着他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比如说乔丹能用2个小时修剪完草坪，在这同样的2小时中，他能拍一部运动鞋的电视商业广告，并赚到1万美元。与他相比，住在乔丹隔壁的小姑娘玛丽能用4个小时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在这同样的4个小时中，她可以在快餐店工作并赚3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1万美元，而玛丽的机会成本是30美元。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因为他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干完这件活。但玛丽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较优势，因为她的机会成本低。
从绝对优势上来说，乔丹比玛丽更适合修剪草坪。但是从比较优势上来说，玛丽更应该修剪草坪，因为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要比乔丹低得多。因此，乔丹去拍商业广告，玛丽修剪草坪是符合经济学的劳动分工。
比较优势原则让人们意识到只要善于并勇于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即使在别的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同样也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帕累托最伟大的成就，是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个理念。所谓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一旦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想要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就必定要使另外某个人的境况变坏。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得到是以他人的失去为代价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其他人的情况下改善某个人的处境，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这时就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
根据帕累托的说法，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情况变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是最有效率的。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而使某人境况变好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情况变坏，那么说明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不是最佳的，是缺乏效率的。
鲁国原有的制度其实已经发挥出很好的效果，人们开始积极赎回沦为奴隶的同胞，而子贡做出的这些改变，很可能会破坏这种积极性，从而使鲁国已有的制度出现问题。
在工作生活中，就要学会合理利用帕累托效率准则。当你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时，只需要保持就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负和博弈，就是指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所得小于所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其结果的总和为负数，也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博弈，结果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斗鸡博弈描述的是两个强者在对抗冲突的时候，如何能让自己占据优势，力争得到最大收益，确保损失最少。但是凡事都要决出输赢胜负，那么必然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只有一方先撤退，才能使双方获利。特别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如果具有这种以退求进的智慧，提供给对方回旋的余地，就会给自己带来胜利，而且双方都会成为利益的获得者。
在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毛泽东总结出游击战的指导方针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就是一种“斗鸡博弈”。
从“破窗效应”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共同知识引发奇怪的推理：脏脸博弈
故事发生在一个村庄，村里有100对夫妻，他们都是地道的逻辑学家。
但这个村里有一些奇特的风俗：每天晚上，村里的男人们都将点起篝火，绕圈围坐举行会议，议题是谈论自己的妻子。在会议开始时，如果一个男人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对他总是忠贞的，那么他就在会议上当众赞扬她的美德。另一方面，如果在会议之前的任何时间，只要他发现他妻子不贞的证据，那他就会在会议上悲鸣恸哭，并企求神灵严厉地惩罚她。再者，如果一个妻子曾有不贞，那她和她的情人会立即告知村里除她丈夫之外所有的已婚男人。这个风俗虽然十分奇怪，但是人人遵守。
事实上，每个妻子都已对丈夫不忠。于是每个丈夫都知道除自己妻子之外其他人的妻子都是不贞的女子，因而每个晚上的会议上每个男人都赞美自己的妻子。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传教士。传教士参加了篝火会议，并听到每个男人都在赞美自己的妻子，他站起来走到围坐圆圈的中心，大声地提醒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妻子已经不贞了。”
在此后的99个晚上，丈夫们继续赞美各自的妻子，但在第100个晚上，他们全都悲鸣恸哭，并企求神灵严惩自己的妻子。
听着很可笑，但若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合情合理。由于这个村里的每个男人都知道另外的99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不忠，当传教士说“至少有一个妻子不贞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出这个“不贞”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知道还有99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不忠。
于是这样的推理持续了99天，前99天每个丈夫不能确切怀疑到自己的妻子。而当第100天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人恸哭，那表明所有的女人都忠于自己的丈夫，而这显然与“至少有一个妻子不贞”的事实相悖。于是，每个男人都可确定地推理出来自己的妻子已 经红杏出墙，于是，总体的推论结果便是：这100个妻子都出轨了。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个故事，就需要了解经济学中的“脏脸博弈”。
三个人在屋子里，不许说话。美女进来说：你们当中至少一个人脸是脏的。三人相互看一眼，没有反应。美女又说：“你们知道吗？”三人再看，顿悟，脸都红了。为什么？当只有一张脸是脏的时候，一旦美女宣布至少有一张脸是脏的时候，那么，脸脏的那个人看到两张干净的脸，他马上就会脸红。而且所有的参与人都知道，如果仅有一张脏脸，脸脏的那个人一定会脸红。在美女第一次宣布时，三个人中没有人脸红，那么每个人就知道至少有两张脏脸。如果只有两张脏脸，两张脏脸的人各自看到一张干净的，这两个脏脸的人就会脸红。而此时如果没有人脸红，那么所有人都知道三张脸就是脏的，因此在打量第二眼时所有人都会脸红。
这就是博弈理论中著名的脏脸博弈。这里三个脏脸的人也是通过公共知识才最终知道谁的脸脏了。一开始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脸是否脏了，但是这时他们每一个人的信息没有公开，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所知道的信息，因此在这时没有公共知识。而美女的一句话正好让三个人知道的信息公开化，脏脸成了他们的公共知识。
这就是共同知识的作用。共同知识的概念最初由逻辑学家李维斯提出的。对一个事件来说，如果所有博弈当事人对该事件都有了解，并且所有当事人都知道其他当事人也知道这一事件，那么该事件就是共同知识。
事实上在生活交际中，共同知识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只不过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留心而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王决定做一个体检，在经历抽血、B超等多方位检查后，发现有一项“屈光不正”需要去眼科诊疗。花了8元钱的挂号费后，根据指引去做光学检验，但仔细一看，原来就是配眼镜的地方。原来，“屈 光不正”就是近视眼！“屈光不正”是医学工作者的共同知识，但小王却并不清楚这样的知识，以至让自己多花冤枉钱。
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共同知识的博弈，会给整个社会无端增加许多交易成本。比如你去买菜，肯定知道猪肉比白菜贵，不过这是最浅显的“共同知识”。其实，这类知识无处不在。对于我们而言，多掌握一些“共同知识”，对于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