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货币制度

《晋书·食货志》对晋代及晋代之前的货币制度进行了总结。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铸造五铢钱，此后，王莽改革及公孙述在蜀中割据时曾经改换币制，旋即因为汉光武帝的中兴而回到了铸造五铢钱的老路上。但五铢钱的使用并非一帆风顺。

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汉光武帝在马援的建议下正式重新铸造五铢钱，“天下以为便”。但到了汉章帝年间，物价高涨，朝廷经费不足，尚书张林建议改革币制，以布帛为流通中的货币，并通过食盐均输专卖的方式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这一建议遭到了尚书朱晖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则是“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汉章帝一开始采纳了张林的建议，听到朱晖的议论，勃然大怒，将朱晖关押三天，但四五年之后，到了和帝时期，均输的做法就被废止了。

汉桓帝时有人上书，称当时人均收入不足、购买力低下的原因是“货轻钱薄”，建议“改铸大钱”。这个建议的实质其实不过是通过人为造成的通货膨胀提高货币票面价值，来解决收入较低的问题。如此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拿不定注意，“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即让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和大将军府的官僚以及太学生们出出主意。孝廉刘陶上书指出，当前经济上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商品价格高企，而在于人们吃不饱饭。近年来，旱、蝗灾害不断，老百姓最担心的事不是钱厚钱薄，而是吃饭问题。即便是“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老百姓一样是没有吃的。所以说老百姓可以一百年买不起商品，但不能有一天不吃饭，解决粮食问题才是最要紧的事。

盖百姓可百年无货，不可以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刘陶指出，出主意的人不考虑农业生产这一本质性问题，而只是在货币问题上打转转，不过是想利用金融手段行欺诈之实，发国难财罢了。钱币这东西，即便是一万个人铸造，让一个人拥有，还不能让他满足，更何况是让一个人铸造，让一万个人拥有呢？即便是用阴阳做炭、用万物做铜来铸造钱币，让不吃饭的人劳作、使唤永远不饿的人，也不能满足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刘陶的建议则是，减少对老百姓的剥夺，才能让老百姓富足起来。而铸造大钱来解决贫困问题，不过是在开水锅里养鱼、烈火枝头养鸟，最后得到的不过烂鱼焦鸟。

汉桓帝最终采纳了刘陶的建议，不再铸造大钱。

但东汉末年的货币乱局只是刚刚开始。汉献帝年间，董卓铸造了小钱，导致商品价格飞涨，“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到了曹操为相，才废除董卓小钱，恢复使用五铢钱。但这时农业生产被战乱破坏严重，恢复五铢钱并未使得市场粮食价格回落。到了魏文帝曹丕年间，废除了五铢钱，使用谷物和布帛作为货币。魏明帝曹叡时，由于五铢钱长年不在市场上流通，人们开始用浸湿了的谷物和很薄的布帛作为货币，在市场交易中套利，即便严查，也不能禁止。魏明帝有鉴于此，又开始恢复五铢钱，一直持续到晋代。

三国时期，曹魏因为稳定市场的需要，使用五铢钱。东吴孙权，则在嘉禾五年，自行铸造“当五百”的大钱发行，到了赤乌元年，又铸造了“当千钱”的大钱，人为造成通货膨胀。吕蒙定荆州，孙权赏钱一亿，其实算下来也没多少。后来孙权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回笼之前铸造的大钱，平抑物价。但东吴货币混乱，远不止此。考古发现东吴曾经铸造过大泉二千、大泉五千。此外，蜀汉政权也曾经铸造过“直百钱”“直百五钱”。吴蜀两国的货币混乱，应当长期存在。

晋朝一统，继承汉魏传统，使用五铢钱。到了晋元帝渡江，曾经使用过当地通行的孙吴政权发行的旧钱。这种钱大的人称“比轮”，意思略有夸张，意思是大如车轮，中型的一枚可以抵四文小钱。当地大族吴兴的沈充又私自铸造小钱，人称“沈郎钱”。但东晋初年，生产萎缩，商品经济落后，政府税收以粮食这种实物为主，钱多钱少，实在影响不大。到了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东晋政治、经济局面稳定，生产不断发展，统一货币的需求被摆在面前。

晋孝武帝下诏，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即要求有关部门要注意市场上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诏书中还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时广州一代的少数民族把铜鼓看作是宝贝，但广州境内又不出产铜，有不法官员和百姓通过磨损“比轮钱”的边缘，获得铜屑，运到广州卖给少数民族。晋孝武帝下令“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晋安帝元兴年间，桓温的儿子桓玄把持朝政，提出废止铜钱使用粮食和布帛作为货币，遭到了孔琳之的反对，最后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