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第一次打零工，为了买一把好吉他，在一个很平价的服装店里卖衣服。
一般来说，当导购的一般是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比较有耐心，但我们那个店实在太LOW了，卖的全是山寨运动服，比如ADIDOS、NIKIE、KEPPA等，几乎没有超过150块的衣服，所以老板也没在乎这些。
我每天穿的干干净净，保持亲和的笑容站一下午，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块。
有一天，一个大妈带着儿子进了店，选了套运动服，卖价是七十二块，但她死活要还价，只出七十块。我笑着说：我只是个打工的，做不了主。
大妈说：那叫你们老板来。
我说：老板打麻将去了，而且他说了谢绝还价。
大妈说：什么谢绝还价，你看看这衣服的布料，你看看线头都冒出来了，还卖这么贵不嫌亏良心？
她越说声音越大，已经影响到其它的客人，好几个人都摇头走了出去，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大好，就说：您要是不买，就把衣服还给我吧。
那大妈一下子就怒了，让他儿子把衣服换了下来，然后把带着体臭的运动裤摔在我身上，边往外走边骂：一个卖衣服的拽什么拽，儿子看好了，这种人一辈子就只有这点出息了……
我很想追出去给那大妈一巴掌，但是理智让我只是握紧拳头，站在原地喘着气。那一年，我十九岁，一颗充满自尊的心被残酷的划伤。店里的其它客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是被人重重踢了一脚的小狗。
晚上的时候老板回来了，听说了这事把我批评了一顿：不就两块钱嘛，你少她两块就是了，耽误多少生意……
我说：你不是说不让还价么？
老板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回到学校，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你看他还去那种地方打工，到底有多缺钱啊，丢死人了……
我摸着口袋里的血汗钱，看了看灰色的天空，第一次觉得世界和我想的不一样。
四年前，我在广州的街头发传单，内容也很LOW是个低级化妆品（我那时是怎么想的），七月份的广州就像一个大烤炉，只是站着不动就要满头大汗，一天的工资是六十块，是我几天的饭钱。发传单也是个技术活，得会察言观色，看准哪些是目标人群，还得有一点面相上的造诣，一般来说长相有攻击感的人都不会接。
有一次一个姑娘路过，我把传单递给她，她看都没看我打着电话过马路买喝的，她长得眉清目秀应该是比较好说话的类型，我在心里想。
所以在她过马路回来的时候我再一次把传单递给她，不料她突然就怒了，一把打掉我手上的传单指着我骂：你他妈是有病还是怎么着，都说不要了还一个劲往我手里塞？
我面红耳赤，捡起地上的东西道歉：不好意思。
谁知道她补了一句极为刻薄的话：像你这种人，也只能发一辈子传单了。
周围有很多行人，几个姑娘对我指指点点，那模样仿佛哥们调戏了良家妇女一样。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就把东西收拾好快步而逃，另一个十字路口发传单的哥们拉了拉我，小声说：你那么认真干嘛，发不完等天黑全丢到垃圾桶，到时候一样拿钱。
我说：这样不大好吧。
他给了我肩膀一下：呆逼。
满身疲惫的回到宿舍，那几个哥们还在打牌，我洗澡出来的时候有个哥们说：刘兮，发他妈什么传单啊，又不是农民工，你好歹是个大学生啊。听哥一句劝，明天和我们一起出去打牌，保证赚的比那点钱多。
我笑着摇摇头下楼，关门的时候听到几声嗤笑。
广州的夜晚很宁静，灯火阑珊车水马龙中，总能让我看到点点希望。
我只想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就算赚不了大钱，也不应该低人一等，我干干净净的活着，凭良心做事，他们有什么资格耻笑我？
一年前，我逛街时遇见一个姑娘，给手机店当摆拍模特，那姑娘长得很甜美一笑两个酒窝，个子高挑身材一流，穿着高跟鞋拿着手机露出笑容，对每个进店的客人都点头。
旁边的一个大妈对身边的小孩子说：好好学习，不然以后你就得像她这样，大热天多辛苦啊。
那姑娘明显是听到了这句话，笑容僵住抿了抿嘴唇。
但随即，又恢复了礼貌的微笑，端正的举起那个手机。
休息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姑娘在聊天，另外一个姑娘吐槽工资太低了，站一天才八十块钱，明天说什么都不来了。
她看上去心情也不好，喝了几口水低着头不说话。
我凑过去问了她几句手机的价格，她礼貌的回答了我，我指了指刚刚的大妈对她说：你还年轻，可以走的更远，而她永远只能待在这儿，和她的孙子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她的眼眶红红的，然后笑着冲我点点头。
以她的姿色，如果干点歪门邪道的事情，会比现在赚的多数十倍，但她还是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只为干干净净的生活。虽然她做的工作不甚体面，但在人格方面足以让取笑她的那些人自惭形愧。
泰戈尔曾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了我们。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世界看错了我们，但我们要正视自己，这样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