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李一，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她还有个弟弟，叫李耀祖。
我大学时与她短暂合租过，她开着一家小网店，带着孩子。
李一黑瘦，疲惫而土气。她的手总是一刻不停地忙着：接待客户、清点货物、打扫卫生……沉默快速的处理所有事情。她的孩子也很安静，极少哭闹，一睡就是小半天。
但到了深夜，李一总会找到我。怯生生的坐在椅子上，重复她的悲惨往事。我有些厌倦，却也觉得悲惨，无论如何埋怨不起来。
一九九八年的隆冬，李一出生在西南山区。她的到来没有祝福和喜悦，只有一碗咸肉汤和母亲哀怨地抽泣。三岁前的记忆也像溪边的水，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味道。唯一能回忆起来的，是母亲越来越大的肚子，和越来越亮的眼睛。
三岁时，母亲生了弟弟，父亲拿出好酒好菜宴请亲朋。李一这才知道，原来父亲是会笑的，母亲的头是能抬起来的，家里是有肉的。
之后的日子，就像被野狗撕扯着奔逃。过得很快，阴影却久久不散。洗不完的尿布，割不完的猪草，还有挨不完的打。婴儿的啼哭像催命符般逼着她长大，让她更快一点，力气更大一点，更能受罪一点。
村里的孩子也在欺负李一，趁她割猪草时把她踹下土坡。她的手被镰刀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淋漓。
当她满手是血的回家，看到母亲抱着弟弟十分亲昵。还没来得及哭，迎面扑来母亲对晚归的斥责，顺带使唤她去清洗弟弟的尿布。
刚打上来的水很是冰凉，刺激着伤口疼痛不堪。李一使不上劲，却也不敢推脱。只能将没受伤的手放进装满尿布的盆里发呆，企图尽快适应水温。
血滴到盆里，开出形状扭曲的花。李一看得出神，全然没注意到身后的父亲目眦欲裂，几近动手。
“死姑娘你在磨蹭什么？一家子不吃饭了是不是？”
李一惊跳回头，还未等她解释，滚烫地黄铜烟斗带着风，重重甩在她的脑门上。
后面的事李一不记得了，只有弟弟的尿布在梦里一遍遍随风飘荡。风将刘海吹起，再也遮不住额头的疤。
又过了几年，邮递员穿过田埂和小巷，路过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来到李一家门口。开门的是母亲，她接过了李一的高中录取通知书。
“是不是拿着这个通知书，就能读高中呀？”
李一的母亲小心询问着，眼神清澈又愚昧。
“对，拿着这个去报道，快开学了要赶紧去！”邮递员回答道。
“这个能不能过几年，我让耀祖拿去报道读书啊？”
“毕竟我儿读不进，怕考不起高中。”李母念叨着，眼里的期待将脖颈压弯。
“这不可能！录取的是李一又不是李耀祖！哎呀，姑娘去读以后也给你们挣大钱嘛！”
“哦，好呢，谢谢了。”李母难掩失落，将通知书随手扔在地上。
李一没去捡，因为此时的她正被死死捏着手臂，强行塞进去往城市的中巴。李父用对待行李的方式对待她，嘴里却念念有词：要她跟着同村的小婷姐好好干，多吃苦，别休息，每个月至少汇两千块……李一不想去打工，她想读高中。她嚎哭着向同行的弟弟求助，可弟弟不为所动，只是嬉皮笑脸的要求她买回遥控飞机做礼物。
到了省会，她刷了整整一个月的盘子，掏了十三次下水道，挣了一千八百元。名为“爸爸”的短信记录里，催汇款的短信占据了整个屏幕。老板包吃住，她给自己留了三百，剩下的全汇回了家。
回到宿舍刚躺下，父亲的电话打来，污秽不堪的辱骂瞬间充满本就拥挤的宿舍。她向父亲解释，这个月是试用期，只有一千八百元。父亲却让她下班后去站街，站街最赚钱。要给弟弟盖房买车读大学，拿不回钱就是害了弟弟。
室友纷纷为她感到不值，弟弟是父母的孩子，李一难道就不是吗？李一却躲在被窝里吓哭了，她当时真的怕害了弟弟。
李一在省会干了半年，连休息都不敢。老板很喜欢她，觉得她勤快又踏实。工资最终涨到了三千五，同事都羡慕她涨薪飞快，可只有她知道，再快也赶不上父母不断膨胀的胃口。
“死姑娘！都说让你去站街啊！人家一个月能转一万回来，你这三千块够个屁啊！”
这是父亲不知第几次在电话里这样说了，李一只觉得胸闷气短。她不想站街，不想染上脏病，可家里需要钱。她在窄小的铁架床上坐了一夜，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去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