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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是古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机制，为了保证选拔过程的公平，防止官员徇私舞弊，封建王朝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来实现对官宦子弟，就是我们如今的官二代们的限制，构筑起防止权力滥用的“防火墙”。
由于官员的特殊地位，从隋唐创设科举制度，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关于官员子弟的应试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的焦点。
官宦子弟在成长中更接近政治环境，故而有一部分人的政治敏锐性要比一般人高，而且，他们都是中有人的状态，所以，优势更大。但是，这也有了另一个矛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才实学没多少，但他们的“后台”又是以支撑他们进入朝堂，食君王俸禄。这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实际上是对寒门子弟“十年寒窗苦”的打击，更是对他们政治权利的一种剥夺——凭什么我们要辛苦几十年才能够得到功名、官位，而对方只因为生在贵卿之家，仰仗祖上蒙荫就可以平步青云？！所以，不少人有意识地将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
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试时，明提出料第选人才的时候，应该考虑让寒门之士来参与，而凡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就最好不予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卿子弟终为贵卿，寒门之士终身无为的情况。
所以、在北宋熙二年（985年），宰相李之子、吕蒙正之弟本已取得殿试资格，但宋太宗却提出，这都是豪门世家出来的人，要和寒门子弟一起竞争，哪怕是因为自己才能颇高而胜了，世人也会认为是我偏私，最终，竟不许二人参加殿试。
明二十三年的时候，当时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借指翟銮）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劫“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明万历八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修考中状元，而他的大儿子竟然也同时考中进士。一时之间，朝堂哗然。人们议论纷纷，不仅是因为这一科诡异的首辅二子及第，更是因为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在三年前已考中了榜眼，所以有人作了一首诗来讽刺这种现象：“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郎，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不管最终的真相到底是怎样，但是，就当时人们对这种情况的非议，可想而知，人们对于官宦子弟获取功名的质疑。这并不是说官宦子弟就没有有才能的人，而是因为平民阶层可能对这种现象高度敏感。
纵观科举史，官员街私，子弟舞弊的现象从未断绝。宋代有一种原为约束官员子弟应试的“牒试”制度，但在最后竟然逐渐演变为对官员子弟的特殊照顾。
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对这种官员子弟人朝为官的现象还是要掌控，因为要避免“结党营私”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朝堂也不可能都为寒士所取。贵卿和寒士相互制衡，君王才能够行帝王之术，而有些官员本身也明白这种君王之心，同时，还结合当时的形势，所以，有一些高官对自己的子弟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曾国藩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被曾国藩评价“天分甚高”，但时运不济，三次参加会试皆未能中，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不仅没有为他打过招呼说过情，反而在曾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转攻西学时，慨然表示同意。后来曾纪泽凭借自己的努力，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第一次到长沙参加乡试时，曾国藩已然节制东南半壁江山，位高权重，然而他却在考前写信给曾纪鸿，告诫儿子“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发榜之前再度致信曾纪鸿“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
其实，张居正面对儿子被非议之时，也进行过辩解，虽然被有些人说成是狡辩，但是他的话也不乏一些客观的原因。他认为，国家科考就是为了引人人才，大臣子弟也并非就是无能之人，甚至还有一些才高八斗之士，那么似是因为他豪门的身份，就将这种有才之人拒之门外，那和科挙考试的初衷不就相悖了吗？所以主张举贤不避亲。但没被采纳。
总之，古代科举制下，人们对于高官子弟应试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权力滥用的担忧。而解决这一回题，不外乎以下几种手段：一是权力拥有者自我的约束，二是更高一级的监督，三是制度的制约，四是社会舆论的监督。
可见，在古代当官二代也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