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1

正当我为选什么项目发愁的时候，从大沽嫁到瑞昌的春秀和他的老公廖北生，在搞珠绣加工厂。是春秀回娘家后，在我商店里一起闲聊中，得知的。

他们说：本地有很多无事可做的女孩子，他们把这些闲散劳力组织起来，做绣品加工，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不愁办厂没有劳动力的问题。现在生意很好，人手也多，前景可观。

我听后派了三女儿张小英，同村张育达的女子张金花，去瑞昌廖北生那里观摩学习。

他们两个在那里学习，做了一个月回来后，女儿张小英对我说：爸爸：这种绣品加工厂，我们完全办得成。

听女儿这样说，我心里便有了决心。我要找有关的主管单位，咨询家乡办一个工厂要什么相关的准入手续？

于是我便邀请了大沽、小布、黄陂工商所的几位所长到我家。把我想办一个加工厂的想法，对他们说了。问他们私人可不可以办？

当时时任黄陂税务所的所长吴德兴，说了这样几句话：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现在的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意思是国有企业可以无条件的准入，而私人办企业却没有这个先例。

我听他们这样一说，感觉还是不死心。又找到大沽大队，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张邦宏。

张邦宏听后，一口拒绝说不可以私人办厂。

既然私人不可以办厂，那我就引进产品，集体办。我想到了民政所。民政所的所长是陈用谋。1979年，县革委会的刘翠莲到乡里开会，当时乡里的领导有意认命我为乡里的副书记。

刘翠莲因为和陈用谋私交甚密。刘在会上指出：张邦就同志，虽然功劳大，作出的成绩也很突出。

但是他还很年轻，任乡里的副书记，升得太快，有坐飞机的嫌疑。还是让陈用谋同志来担任此职比较合适。

陈用谋有县里领导撑腰，算是公社的红人。我找到此人说明来意后，陈用谋立即拍板同意。相关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叫我负责办厂的具体事项。

于是我联系了广州方面，找到广州市白云区中乐潭镇的厂长陈杰老板。

该绣品厂基地的原身，是白云区一个食品厂。离广州市区还有27公里，属广州市轻工业区。

被珠绣厂买下来后，做了培训基地。这个厂在当地属中小型企业，一年上交税收700多万元。对我们山区来说，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企业了。

2

1990年，我选送了42个十六岁到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去该厂培训学习。

这些女子，基本上都是乡干部的子女和亲戚。记得当时有公社书记叶斌的外甥女，宁都公安局钟局长的女儿。

这些绣花女，一个月能绣200元工资，多的400元工资以上。这些女孩非常喜欢和满意。

该产品是香港艺强公司，拿来广州加工，然后产品再通过艺强公司发往全球。外国人喜欢手工艺品，珠绣主要是用来做女人的坤包，手提包等等。也就是女子的奢侈品。

当时我拿这个产品加工的时候，便预测了一下该产品的前景。

己经到了九十年代，属于开放的年代，有了打工人员外出。但是只局限于县城，或三四线城市的人员，会去沿海一带城市打工。山里人当时对打工这个行业还比较陌生。基本上还没有打工人员外出。

我引进这个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正可以利用在家里的这些闲散的劳力。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增长空间。

沿海地区，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迟早要转型升级，迁出城市。然后被科技产业取代。

在山里恰恰需要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这个产业按理说能有10年左右的发展空间。

.我拿这个产品之前，广州白云区已经做了有十年了。工资是这样预算的：70%为工人的劳务费，30%为办厂的消耗费用。比如其中要上交6%的工商管理税，5%的运输费。厂里的电费，管理人员的工资，以及向当地政府缴纳的指标费，这样总共算下来，净利润不到5%。

厂办起来了。当时厂子设在上里子塘村，那只旧祠堂里。

我把祠堂的泥巴地，用水泥硬化了地面。还把漏雨的屋顶检修完好。然后从大沽乡接电灯到祠堂里来，又用石灰粉刷了祠堂四周的墙壁。

除了修建祠堂之外，我还租了当时村里陈甫明，张善行的几间旧房子，当作女工宿舍。叫了当时农机站的陈传生，找到县物资局长温振杰，买了角钢。焊铁架子床为女工睡觉用。

请中坪的陈世福，打了九十只木箱，每只箱配了一把锁和钥匙，发给这些女工一人一只。

当时修理祠堂共花去6000元钱，第一批招收的90个女子当中。每人交了300元的培训费。

我把这个钱用在修建祠堂，接电，接自来水，剩余的钱把祠堂旁边的空地，用水泥硬化了地面。好让这些女工有活动的场地，也可以把绣品拿到那块场地上去做。

当时的管理人员，选了王名中的女儿王桂红、陈用谋的女儿陈莲花、廖星的女儿廖桂林。这些人都是选送到广州，中乐潭陈杰厂里，受过专业训练的优秀人才。

三女儿张小英和垄下的姜莉，我安排他们驻在广州绣品厂。平时在厂里拿产品做，家里的货发过去，如果有质量问题，两个人在那里要负责修改好产品。

她们两个人还要负责，广州下给我厂里的订单，送到托运站来宁都的客车上。

办厂的所有费用都是我自己解决，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时任大沽乡党委书记的叶斌，副乡长王友凤，在两级干部会议期间问我：现在你自筹资金，把厂办起来了。应该给一个什么职务你才满意？

我说不用任何职务，更不用恢复我什么工作。我在开店的这些年中，看到我们家乡有很多剩余的劳动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想尽一点力量，让大家都有事可做，增加一点家庭的收入。

3

办厂初期，我还在经商。总负责人为陈用谋，而我具体的工作，就是把整个厂的生产搞起来。

同村的张邦道，为当时的食堂管理员，做饭的叫刘荣生。

每次广州的货，用班车托运到宁都。到了宁都之后，我派四女儿张俊梅的丈夫，郑长江去宁都接货。

办厂不到一年时间，工人潮水一般从面八方的涌来。

我把坵坊敬老院空置的房子，整理出来。容纳了60多个女工。然后把大沽农机厂闲置的锅炉车间腾出来。都用做了绣花车间。

1993年，各乡镇的负责人都来大沽参观。参观之后都纷纷表示也想开办。

大沽绣品厂，引起了时任县委书记的张声炜的关注。他派了县长彭益章来大沽考察，彭县长回去告诉张书记说：大沽绣品厂确实办得很好，而且规模很大。

张声炜当时在赖村莲子村搞试点，把赖村作为赣县开发区。张声炜有意把绣品厂也办到赖村去。于是亲自叫县委办公室的郭主任，把我接到县里。

张声炜要我介绍办厂的情况，我把当时广州绣品厂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也把自己的想法，未来珠绣厂的前景做了简单的分析。

张声炜听后非常高兴，他说要在赖村莲子村搞试点，开现场会。让我派女工去赖村教徒。

赖村的绣品厂办起来之后，县里的张声炜书记，叫郭秘书到大沽来接我，亲自设宴招待。同行的有大沽乡的副书记周骅，乡长温甫超，副书记兼民政所长陈用谋。

席间，张声炜端起酒杯向我敬酒说：老张啊，你是我们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像你这种人才啊，不能就在山区埋没了。我要任命你为县里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把我们宁都县的乡镇企业搞起来。你看如何啊？

我听后站起来对张书记说：谢谢张书记。我们宁都县有12个乡，12个镇。每次来担任大沽乡党委书记的人，别人问他你调到哪里工作了？总能听到这这样的口头禅：我上山了。

他们那份沮丧和失望，让我揪心。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沽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心尽自己的力量，为改变大沽贫困落后的面貌，尽自己微小的力量。

所以我哪儿也不去，我生在大沽，干在大沽。死也要看到大沽，摘掉了贫困帽子，我才甘心。

说到这里，乡长温甫超狠狠的在我脚上踩了一下。意思是说这样好的机会，去县里当副局长，是多大的好事呀！怎么能错失如此好的良机呢！

我是真的不为所动，我这个人喜欢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财富和社会价值。当时我在乡企业办 担任主任的期间，亲眼见识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一些人为了攀附权贵使出的各种手段。对于这些，恰恰是我最排斥的。张声炜书记看到我态度坚决，也只好作罢。

4

1994年，新余县钢铁厂有关负责人慕名前来我厂，洽谈合作关系。黎川县也派人来我厂学习，学成之后回家办厂。

一时间，珠绣加工，如雨后春笋，遍布了千家万户。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行业。我只知道，我自己的家乡大沽乡。街上煎饼摊子多了， 副食商店热闹了。电影院也多了许多姑娘的身影。每当赶集的时候，父老乡亲来找自己的绣花女的人多了。

就连里子塘那样的偏僻地方，也有三四个煎饼摊子。每天在热闹的营业中。坵坊敬老院同样是三四个煎饼摊子在忙碌。

姑娘们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以上的工资，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实属高薪了。有赚钱的地方， 也就有拉动市场的消费的动力。

由于厂里的生意很忙，我把店也关了，全身心投入到厂子当中。每天排单配料，比如坵坊发什么货，里子塘发什么货？大沽农机厂又该发什么货？针对当时工人熟练程度，哪个地方该发什么货？因为珠绣品种，其中也分了容易做的货，难做的货。质量稍微松一点的，以及质量要求严格的。发货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些情况。

当时乡政府给我定的工资是150块钱每个月。超过了书记将近一倍的工资。那时叶斌书记的工资，还是90元钱每月。王友凤乡长，他一人身兼多职，又是农机站的站长，又是从农业局下调的专家。他的工资还是100元左右。所以我觉得工资已经很高了。

王友凤还承诺：按产值的5%年终给我产值奖。盘算一下总收入一年能达6000块钱。和我做生意的收入持平。

1993年我就开始筹备建一个新厂的工作，图纸我已经设计好了。

当时陈用谋。从县乡镇企业局申请到四万元建厂资金。按他设计，就在派出所旁边建厂，我看了一下那里没有出路。建议在染店下村那块旱地上建。

那里又靠沿河，女工们洗衣服也方便。去乡政府也近，穿过招待所 就是乡政府。只是河对岸没桥通到这边。我就自己造了一座桥。占用染店村的四亩旱地，乡政府用坵坊农科所的土地，换了染店村那四亩地。

1994年大沽绣品厂新厂正式成立。

同年六月，工人正式在新厂上班。

宿舍建在紧靠绣花厂后边，现在宁维欣买的那座房子，前身是绣品厂的宿舍。

还租赁了紧邻宁维欣那一排的民房做宿舍。

每当节假日期间，我会领着女工去大沽中学学习舞蹈、唱歌。

排练好的节目会组织到乡政府礼堂去表演。新厂里大家欢声笑语，生机勃勃。

5

当时大沽绣品厂属于集体单位，陈用谋担任厂长。我担任生产厂长。廖星为会计。除了税收之外，每年上交乡政府的利润1.5万元。

其实办绣品厂，主要是解决了老百姓的就业问题。本身是薄利微利。可偏偏陈用谋爱做人情。一到年终，他要给每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发50块钱红包。又要买上400斤茶油，送县里有关领导，送地区民政所。这样一番下来，厂里账户基本上余额为零。

工商管理费3000块钱一年，税收按营业额的6%收取。那个时候乡镇府会去周旋，意思是乡政府有关人员出面，能够少交一点税收。如果真正按6%交了税的话，那样的话，根本就办不下去。因为扣除一切费用，利润只有5~6%。。

1997年香港回归，这年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大。当时驻香港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撒出了香港。因为他们顾虑共产党接管以后，政策会对他们不利。

当时珠绣行业最大的艺强公司老板也撤走了。他做的是女人的手提包，各种坤包。属于高档奢侈品牌。他要求的质量也很严，订单很多。

最后只有台湾老板，做一些地摊货，低档货的订单。如猫头，猪头绣片。订单没正常，也几乎没什么利润。

为了维持厂里女工，无事可做的局面。只要有订单，没利润我们也做。

1995年这年，业务一落千丈，往年的产值能做到80-90万左右。而这一年只做到了19万年的产值。

厂里的工人，人心浮动。那时候山里人也有许多到外面去打工了。看到厂里不景气的局面，一些女工纷纷外出打工。多年培养下来的熟练人才，大批量的流失。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心如刀绞。

1998年，国家开始出台政策。国有中小型企业，如果经营困难，可以卖给私人。

大型企业，政府会出台一些保护措施，给企业兜底。

这一年，广州绣品厂，开始改制为私营企业。

陈用谋看到企业面临困境，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减免税收，最后 为500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就连这个税钱也交不起。

当时建厂花去9.8万元，老建办贷款四万元。短缺近6万元资金，都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到信用社贷款建厂的。

陈用谋向时任大沽乡的书记周骅，乡长温甫超，王友凤，汇报绣品厂亏损经营的情况。请示领导该怎么办？

王友凤得之该情况后，找到我对我说：绣品厂办起来是你的主意，业务也是你从广州引进来的。现在厂子经营不下去了，卖给别人是卖不出去的，只能卖给你。

我听后也没有说什么，他们就开始算账。全部算下来，我要出185000元钱买断厂子。政府也不承认我为乡办干部了，以后不给我发工资。

6

1998年，我和政府正式签订了买卖合同。1999年3月，正式下文。文件写明了厂房 界址，拍卖的价格，厂子属个人经营性质。

当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绣品行业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从1999年到2012年近十年时间，广州有许多人加入到了珠绣行业。

以前在陈杰手下的经理、技术员、组长、甚至一些员工，纷纷跳槽，自立门户，拉起了大旗，当了老板。

这些人，都说要发货给我做。因为他们知道我手下员工多，有实力把货做出来。我的订单一下爆满。比刚办厂时多几倍订单。

订单多了，我开始有选择性的接单。义强公司的订单，质量要求十分严格。

我便选择了一些中东地区，西欧的产品来做。就那种背包用的花布绣片，这种产品质量要求松，价钱高。

我派四女婿郑长江，每日去广州拉货。一车来一车去，那段时间郑长江几乎是天天跑广州。

产品好做，价格又高。这样一来，大家都非常欢迎，产品除了大沽在做。小布、黄陂也来拿货。

当地一些女子出外打工了，我便降低门槛，招收在家带孩子上学的妇女来厂里学。又叫这些妇女，教会他们家里的婆婆，老人一起做。可以拿到家里自由自在的做。

一时间男女老少齐上阵，一些在家里干活的男子，晚上也会帮自己的老婆串珠子。产值从九万元，一下子发展到200万元。

7

自从厂子卖给了我之后，陈用谋和绣品厂没有任何关系了。陈用谋看到厂子卖给我以后，濒临倒闭的厂子，又起死回生，而且扭亏为盈。生意红火，心里失落不甘。

他的女儿也鼓动父亲， 何不自己也来办一个厂。咱们的厂要比绣品厂办得更好。父女俩不谋而合。

陈用谋于时便去外面考察，最后决定办丝花厂。

他引进产品之后，也没仔细合计。招了六十个人，免费供应一日三餐的伙食。

他邀请了, 下淮村委会当出纳的胡振顶合伙。让他投资了八仟元入股，两家人的粮食全部用车装到大沽来做伙食。

该产品特点是按螺丝扣算，一个螺丝装一朵花，144朵花为一螺。一螺二角七分钱。而本地人三角七分钱都不愿意做，说不划算。而陈用谋的不仅工价低，而且 又要自己雇车送货。

这种花体积大，重量轻，放到车上都要用架子晾整齐，不能挤压变形。

一车货不上100斤重，像放的空车一样，走一趟车费要1700元钱，而一车货加工费不到1000块钱。明显是在赔本赚吆喝。

看到这种情况，胡振顶打算不干。陈用谋给他打气保证：他县里，地区都有熟悉的领导。可以拨到很多钱来止损。只要有这个厂在，就有申请拨款的借口。

陈用谋果然找到钓峰乡在大沽当乡厂的赖应涛，说地区和县里马上会拨款。请他先去当地银行货三万元周转几天。

拿到赖乡厂的钱，回家告诉胡振顶是上面拨下来的资金，并且后面还有拨款。

然后又叫我到大沽信用社，帮他贷了三万元。都说是上面卖给他的面子拨的款。

做了一年，亏损近二十万元。在当时己经算巨款了。

胡振顶投进去的钱粮没了，还分到五万元债务，气得差点跳河。

陈用谋本人背了十五万元外债，赖应涛乡长找他还钱，对陈用谋哭，哭也没用，求了几次陈用谋，还银行的贷款。陈用谋没钱还债。赖应涛被逼无奈，自己归还了银行那笔欠款。毫无疑问，我帮他借的，一样我自己出钱还了银行。

夏安林给他厂里装电灯的费用，还有拆东墙，补西壁借的钱，到最后 都没有着落。

现在，陈用谋人己经死了。欠办厂的债己经背进了坟墓。

8

厂子买过来之后，实际上我是全家合伙。女儿女婿一起办厂，伙食一起吃，年终一起分工资。有五六年时间，每年能分到4~6万块钱收入。

当时小女儿张春莲，因为还没有找对象分家，所以每年分了3万块钱工资。

初步定的实际工资是300块钱一月，加上产值这样算的。

2000年的时候，黄陂税务分局的崔文昌，来查我的账，当时因为瞒报产值，刚罚了黄陂珠绣厂的李安生四万元，

那时我也瞒报了近60万元的产值，想省下那3.6万元的税收。被查之后罚了我12万多元。这样一来，我以前办厂等于是白干了。

重罚了那次之后，慢慢的便取消了一些费用和税收。所以一家人每年能分到近4~6万块钱，一部分也得益于税收的减免。

刚开始是我管经济，管产值。等于是我一手抓，一手管。年终算账的时候，我把发票支出，收入，全部放到桌子上来公开算。

2015年开始，我把经济权交给了大女婿李小洋主管，我只负责从广州接单。以避我独权大揽之嫌。

其实到了2015年，我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

2016年我到儿子工作的地方，赣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有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是慢阻肺，还有心脏病以及肺结核病。当时在赣县附属医院住院20多天。才回到家里，继续为厂里的事情忙碌。

妻子去赣县带孙子、孙女。因为儿子在赣县经侦支队工作，儿媳在高中教书。没时间带小孩。

2017年我因身体关系，再次住院。两次住院二十多天。于是我便慢慢退出厂里的一切事务，交给大女婿李小洋打理。

2017年下半年，我在赣县儿子那里养病。听大女婿电话告诉我，订单在慢慢的消失。

2018年元月份，做了6万块钱产值的订单。广州那边不发工资。当时黄陂绣品厂的李安生，也说有18000多元工资，广州那边没有发。

下了这批订单之后，再没订单下来。心急如焚中，大女婿和黄陂的李安生一起去广州，讨要工资。顺便打听怎么没有订单的情况？

原因是我们这边受打工的冲击，工价要求越来越高。比如以前的猫头，加工费六块钱，现在一些女工涨到22块钱工资，也说不合算。

这边的女工嫌工资低不愿意干。没办法我就只好向广州厂要求加工资。

广州厂合算，发给我们的货，加工成本太高，慢慢的那边就没有兴趣和我们合作了了。

他们找到越南，印度合作商。那边的工价非常便宜。还是我刚开始办厂的工价。所以广州就把货全部发往了越南，印度。也是我们没订单做的主要原因。

找他要回那六万块钱工钱，他嘴上说给，却总是糊弄过去，找了几次，都无果而终。实际上他是不给我们这批货的工资，反正也不跟我们合作了。

原本经营困难，加上六万块钱工资的损失，自己赔偿给工人。最后支撑着的那点动力，一下子就散了！2018年底，珠绣厂彻底倒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