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柜最深处的那件羊绒衫，是爸爸最后那个冬天常穿的。藏青色的，袖口磨得有些起毛。母亲把它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樟木箱底，说等来年冬天再拿出来晒。可来年的冬天到了，穿它的人却不在了。
我跪在冰凉的地砖上，一件一件整理他的遗物。那些毛衣、围巾、手套，都带着淡淡的樟脑和烟草混合的味道。手指触到领口时，仿佛还能感觉到他颈间的温度。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灰尘在光束里缓缓浮动，像极了去年冬天他病房里最后那个黄昏的光。
爸爸走的那天，雨一直下，晚上10点监护仪的曲线渐渐平了，他的嘴唇微微张着，似乎还有什么话没说。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曾经教我骑自行车、为我擦眼泪的手，慢慢凉了下去。护士拔掉所有的管子时，发出轻微的“啵”一声，像一声叹息。
债务是在他走后第十天浮出水面的。那些借条上的签名歪歪扭扭，都是他在病床上写的。数目不算大，可对刚失去顶梁柱的家来说，每一笔都重若千钧。母亲的白发一夜之间多了许多，她坐在沙发上，把借条一张张摊开、折好，再摊开，反复地数着，仿佛多数一次，数字就会少一些。我开始学着低声下气地打电话，和那些债主们商量分期。对方的声音或冷或暖，我都一一听着，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丈夫是在半年后提出分开的。那天他坐在餐桌对面，面前的咖啡凉了也没喝一口。“我们都需要重新开始。”他说，目光躲闪。我没有哭，只是看着他衬衫领口那颗松了的扣子，想起去年也是这样的初秋，他帮爸爸推轮椅去医院，衬衫被汗水浸湿了也没抱怨一句。窗外的银杏开始黄了，一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贴在玻璃上，像一只疲惫的蝴蝶。
如今，我学会了在深夜醒来时，不发出声音地掉眼泪。枕头湿了一片，翻个身，另一面还是干的。白天，我去银行办手续，去菜场讨价还价，给母亲买她爱吃的糖炒栗子。栗子还是热的，剥开一个，金黄的果肉完整地跳出来，像爸爸从前总爱逗我开心时说的：“看，多完整，像不像你的小脸？”
上周末整理旧书，从爸爸的笔记本里掉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六岁那年，他带我去看菊展时拍的。我骑在他肩上，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他一只手扶着我，另一只手举着棉花糖，眼睛弯成月牙。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他后来补写的：“小囡说，爸爸的肩膀是世界上最稳的秋千。”
昨夜又梦见他了。梦里还是那条去医院的路上，他走在前面，步子很慢。我喊他，他回过头来，还是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羊绒衫，冲我摆摆手，意思是别送了。我想追上去，可双腿像灌了铅。醒来时脸上都是泪，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
今天早上，我把那件羊绒衫拿出来晒。阳光很好，我把它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袖子被风吹得轻轻摆荡，像他在招手。母亲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灶台上的火开大了些。粥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是小米的，爸爸从前最爱的那种，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
我忽然明白，生活给你的苦，不是让你永远跪在原地哭的。它只是把你的脊梁弯下去，好让你看清脚下的路。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其实一步一步，也就走过去了。
晚上，我给丈夫发了条短信：“你的那件灰色外套，还在衣柜左边挂着。要的话，随时来拿。”发送完毕，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给母亲读报纸上的新闻。立秋之后，窗外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了，一片一片，从容不迫。到这个冬天，我想我会好好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