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通鉴》所记天宝初唐诸镇情况：范阳、河西、陇右最为雄厚；平卢为范阳之偏师，安西、北庭为河西、陇右之偏师，实力不强，统帅上亦不独立；朔方、河东实力不及范阳、河西、陇右，但远强于平卢、安西、北庭，基本上处于一个量级，朔方多从河西行动，河东多从范阳行动，但并不从属于彼。安禄山起兵前，虽号称身兼三镇，但并没有真正控制河东。所以才会有叛变发动第二天的劫持北京副留守杨光翙事件。

《通鉴》：

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迎，因劫之以去。……甲戌，禄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执杨光翙见禄山，责光翙以附杨国忠，斩之以徇。

杨光翙为杨国忠党，当时作为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实际掌握着河东镇的领导权，安禄山虽挂河东节度使衔，但手中只有一小部分河东军权，即“别将、大同军使高秀岩”所部。所以他这才不惜提前暴露其反叛意图，而冒险派人劫持杨光翙。

杨光翙既为易与之辈，而河东此时又陷于此群龙无首之混乱分裂之中，对唐廷是极为不利的。河东摄河北叛军之后，太原出土门即可直捣幽州老巢，此为安禄山之最心腹大患。故其起兵后第一站，即是恒州常山郡，“使其将安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

天宝十四载末叛军横扫河北时，河东军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动作，在颜杲卿举义常山之后，王承业之流仍是救援不利，错失良机，这时的河东军恐怕已是土崩瓦解、不战自乱了。《旧李光弼传》：“十五载正月，以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二月，转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以朔方兵五千会郭子仪军，东下井陉，收常山郡。”可知李光弼初来河东，靠的只是“朔方兵五千”。河东军人根本就不接受这位朔方将领。

接下来《旧李光弼传》记其整肃河东的过程：

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授光弼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时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事玩谑之。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次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李光弼重建的河东军，不久其主力又因朝廷急于收复西京而被调离。在顶住了叛军主力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玠的进攻后，光弼才终于在河东站稳了脚跟，并率河东主力参与了相州会战。应该说明的是，一旦平叛主战场移出了关中，则朔方对军事的垄断地位就必然相对下降。（肃宗朝廷在灵武、凤翔期间，靠的不仅仅是朔方武装，还有六城转运使为中心的财赋和盐业、朔方行营的官吏资源等因素，收复长安以后这些因素就都不重要了。）而河东镇作为开元天宝时代与朔方齐名的藩镇，其地位自然也会有相对上升。从这个角度理解安史之乱中期以后李光弼和朔方、河东之间的恩怨，我们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朔方军于战败后退据河阳，河东帅李光弼取代郭子仪入主朔方，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主要并不是因为郭子仪在朔方军中的实际威望有多高，而是因为郭素以宽忍治军，朔方将校在其统率下过得比较自在（仆固怀恩之所以敢临阵擅杀同僚，恐怕也有不惧怕主帅惩处的原因在），而李光弼则以铁腕治军而闻名。光弼亦很清楚自己在朔方军的处境，所以下车伊始就果断的斩张用济，逼诱仆固怀恩等将领，通过先发制人的手段暂时威慑住了朔方诸将。从而保证了随后与史思明的洛阳周围诸战役的胜利。但是这种威慑力毕竟是暂时的，到了邙山决战时，仆固怀恩等将领的反抗终于爆发了。

《旧仆固怀恩传》称：

怀恩为人雄毅寡言，应对舒缓，而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而光弼持法严肃，法不贷下，怀恩心惮而颇不叶。

这种态度，在朔方军、特别是朔方番军中，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通鉴》记邙山战役经过为：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急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于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李光弼性严，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戊寅，陈于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暂不论鱼朝恩所主战略是否正确，李光弼令依险而陈，本身就是对朝廷主动出击决策的消极执行。怀恩陈于平原，除了对抗主帅外，也是为了发挥其所部蕃汉骑兵的优势，希图实现与叛军主力的决战，如果取胜的话就可以独自包揽平叛大功。李光弼坚持移兵险处，二人争执不下，结果导致官军阵列迟迟不能完成，“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应该说，从战略本身的执行来看，光弼、怀恩对战败都有直接责任。

邙山之战后，李光弼既不能惩处仆固怀恩，夺取朔方实际军权，自然只好坚决辞去元帅之职了。朝廷暂时任命李国贞为帅（头衔为“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但李国贞作为文官，根本统率不了朔方官兵，不到半年就因故在兵变中被杀了。朝廷再次任命郭子仪入主朔方（头衔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后改为“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兵变平息后子仪即被调回。待到战事重起时，已经控制了朔方军权（相州战役后已领朔方行营节度）的怀恩如愿以偿成为新任元帅（头衔为“朔方节度使、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

但是，邙山之战实际上已经标志着官军两大主力朔方军与河东军的完全决裂。怀恩说到底只是朔方军的领袖，虽然李光弼辞职后出镇临淮，退出了平叛行动的中心，而由于史朝义杀父引发的叛军内讧使其实力大减，使朔方军能够在第二次收复洛阳会战胜利后独自出击河北（只使用了“其子右厢兵马使瑒、北庭朔方兵马使高辅成以步军万余众”，即朔方军中怀恩的嫡系部队，以及立功心切的原平卢侯希逸部），消灭了史朝义的叛军核心，从而结束了安史之乱。但是朔方与河东矛盾的后遗症仍然存在，并且严重的影响到了战后唐朝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从前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李光弼引退后，河东军主要由他提拔的两个将领李抱玉和辛云京统领。

旧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沉毅有谋，小心忠谨。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为偏裨，屡建勋绩，由是知名。二年，自特进、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持节郑州诸军事兼郑州刺史、摄御史中丞、郑陈颍亳四州节度。

辛云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数人，并以将帅知名。云京有胆略，志气刚决，不畏强御，每在戎行，以擒生斩馘为务。累建勋劳，官至北京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邓景山统驭失所，为军士所杀，请云京为节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门委之。云京质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贷丝毫，其赏功效亦如之，故三军整肃。回纥恃旧勋，每入汉界，必肆狼贪。至太原，云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虏畏云京，不敢惕息。数年间，太原大理，无烽警之虞。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两个人充分继承了李光弼时期河东与朔方两军的敌视情绪。

广德元年一月，河朔三镇叛将反正，史朝义被逼自杀，安史之乱宣告结束。二月，怀恩陪同回纥出塞时，两军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其起因则是对回纥军的态度问题。

在第三次向回纥借兵时，朝廷为了保证关中不受前两次回纥的蹂躏，采取了牺牲河东地区的策略。提出的三条行军路线“自土门略邢、洺、怀、卫而南，得其资财以充军装”，“自太行南下据河阴，扼贼咽喉”；“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都是经过山西。代表朝廷的药子昂和代表朔方的仆固怀恩与回纥谈判时，双方对此都是心中自明的。回纥根据前两次援唐的经验，自然把这一出一进的沿途劫掠看作是理所应当的赏赐。朝廷和怀恩对这一点恐怕暗地里也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对于代表河东地区利益的辛云京、李抱玉、马燧等人来说可就不同了。

据《通鉴》：

初，仆固怀恩受诏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以可汗乃怀恩婿，恐其合谋袭军府，闭城自守，亦不犒师。及史朝义既平，诏怀恩送可汗出塞，往来过太原，云京亦闭城不与相闻。怀恩怒，具表其状，不报。怀恩将朔方兵数万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将万人屯榆次，裨将李光逸等屯祈县，李怀光等屯晋州，张维岳等屯沁州。

这是太原辛云京的情况。

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属置顿，人人辞惮，赵城尉马燧独请行。比回纥将至，燧先遣人赂其渠帅，约毋暴掠，帅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处戮之。”燧取死囚为左右，小有违令，立斩之。回纥相顾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约束。抱玉奇之，燧因说抱玉曰：“燧与回纥言，颇得其情。仆固怀恩恃功骄蹇，其子瑒好勇而轻，今内树四帅，外交回纥，必有窥河东、泽潞之志，宜深备之。”抱玉然之。

这是泽潞李抱玉的情况。

这种问题的出现，与其说是回纥和怀恩的骄横不法造成的，毋宁说是由于朝廷、朔方、河东三方在对待回纥问题上既有的争议公开化而引起的。怀恩及其朔方嫡系乃是安史之乱的终结者，于唐可谓有再造之功，杜甫所谓“独任朔方无限功”于此并不为过。然而朝廷却以其功高难赏，借河东势力对朔方勋旅予以牵制，实际上是违背了事前与回纥人达成的不成文协定。作为唐与回纥中间人的怀恩，自然因此会感到双重的压力。怀恩后来上表称“臣叶和回纥，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归国，使其永为邻好。义著急难，万姓安宁，干戈止息，二圣山陵事毕，陛下忠孝两全。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六也。”即是揭露唐廷这种两面手法的激愤之词。

到了七月，双方的对抗迅速升级，终于完全决裂。怀恩上表请诛辛云京，辛则勾结中使骆奉仙诬陷怀恩谋反。根据史书的说法，后来又出现了一些误会事件，使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实际上，即使没有这类插曲，朔方河东两藩之间某种形式的摊牌恐怕也在所难免。

旧史家多以为仆固怀恩从一开始就心怀叵测，意图谋反，这是不公正的。黄永年《安史之乱》已辨之。从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怀恩对于叛乱根本没有任何成熟的打算，完全是被朝廷和河东将领的敌视态度逼反的。颜真卿一语道破其实质：“且言怀恩反者，独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耳，自外群臣皆言其枉。” 真卿忠直，世所公认，他的话反映的完全是实情。四人中，骆、鱼既为宦官，自然以诬陷外臣为能事，这是其本职，代宗皇帝对此不可能不明白。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辛、李两个节度使。如果抛开旧史字里行间对叛乱者的诋毁之词，怀恩最终走上大逆之路，辛、李为首的河东军人功不可没。

一方面，仆固怀恩率领平叛功勋朔方军的叛变给唐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却也客观上给解决朔方军问题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自从肃宗驾幸灵武以后，朔方军就一直是中兴朝廷的支柱力量，发展到现在，朔方军的权势和实力已经膨胀到了朝廷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了。朝廷必欲削之，却苦于无从下手。现在，由于怀恩公开叛变，朔方军内部各部之间、蕃汉士兵之间也爆发了冲突。于是朝廷在起用郭子仪收拾完残局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分割这支庞大的武装了。郭子仪作为朔方军领袖，与仆固怀恩不同，是一个政治协调能力很强的将领。所以他入主朔方军，不但朔方军内部多数人能接受，李抱玉、辛云京等河东军人也能接受（与子仪资格同样老的河东帅李光弼已去世，否则还难说）。更重要的是仆固怀恩在军中并没有认真的做过叛乱的准备，并在起兵后带走了那些不忠于唐廷的部队，仆固瑒等则死于内讧，所以子仪一到，很快就解决了留存下来的朔方军的危机。

由于怀恩的突然病死，随从其反叛的朔方部队很快又陷入内讧中。

《通鉴》：

怀恩中途遇暴疾而归；丁酉，死于鸣沙。大将张韶代领其众，别将徐璜玉杀之，范志诚又杀璜玉而领其众。

实际上，仆固怀恩之病死，作为安史之乱真正结束的标志，其意义并不亚于史朝义之上吊。一个的军人时代就此结束，以政治角逐为表象的和平岁月才会到来。

怀恩所招引来的外患，最终也未能成事。朝廷将残余的朔方军人张休藏、仆固名臣、李建忠等也召了回来。至此，朔方军才正式完成了从安史之乱时代到大历时代的角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