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第二天
“小猴子”要走了，有关疫情的“坏消息”越来越多，他父母决定搭另外一位“营友”的顺风车先去长沙。
临行前，这个来自大城市、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面对稻田撒了一把野。我在一旁鼓励说：“过把瘾，回到城里就没机会了。”
对“小猴子”的深刻印象来自昨天傍晚。
夕阳西下，高大的父亲在前，小小的他在后，二人走在狭窄的田埂上，逆光背景中，稻田、村寨、远山……
急忙拿出相机，可惜这“美的让人心痛”的画面已经消失。
接下来是“小猴子”接受爸爸阿贝的训斥。原来从小溪戏水回来，他吃力的跟在父亲后面，实在走不动了，爸爸背他走了一程。
被要求自己走完最后一段路，“小猴子”脱下鞋子，一只、另一只，扔到深不见底的山谷中。
就这样，恼怒的父亲在前，赤脚的他在后走了回来。
事件的结局是：“小猴子”没有挨打，也没有认错。
黄于纲的小儿子知一挨打了，原因是没有认真完成暑期作业。
小朋友委屈地大哭一场。
对这个孩子的遭遇深表同情。童趣饱满之年，房东两个“零作业”男孩，不停地用水枪“骚扰、诱惑”，确实难以抵御。
于纲对儿子教育非常尽心。
早上要求孩子们跑步，孩子跑七圈，他跑十圈，身体力行。
小朋友们被要求站在田埂山读诗，他希望城市孩子在田园风光中进入诗境，也给农村的孩子带去知识的阳光。
四川广元的“范家小学”是这几年人们议论的话题， “小而美”的教学模式获得赞许。然而，这种模式能否复制、如何获得教师们的配合、孩子们能否应对之后的应试教育模式和职场角逐？
2019年在湘西永顺县见到在山村小学做义务教师四年的仲宝平。他是北京某国企的退休干部，看到大山里的学校缺少教师，毛遂自荐在毛坪村任教。他利用假期到散落在深山中的学生家做家访，“为大山里的孩子点燃希望”是他的心愿。
毛坪村的校舍是台湾爱心人士捐赠，电脑室、图书室一应俱全，国家制定多项鼓励大学生到贫穷落后地区任教的政策。无奈，学生家长们尽其所能把孩子送到县里、镇上，年轻教师们把这里视为“跳板”和“过渡”。
2019年夏天，仲保平离开毛坪村小学，据说再也没有回去。
（详见：简书：大山里的义务教师——仲宝平)
七月中，黄于纲筹备的“复活凉灯‘希望小学”开营"，城市的孩子、凉灯的孩子坐在闲置多年的”希望小学“教室，黄于纲讲美术、曾瑞教文学、黄夫人传授陶艺、音乐人老董带着孩子们唱歌……
田野中奔跑，黑夜中捕捉萤火虫，溪水边烧烤，更重要的是，乡下、城市的孩子同入一个教室，同住一个帐篷，“地球人”和“太空人”相会，火星撞击地球。
下午去四组一个农户家，屋子里坐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几乎是每人拿着手机，看快手、看连续剧。他们承认自己功课不好，不看书、不看电视。问他们对将来有什么想法？回答是：“能不能不问这个问题？”
深想一步，这些孩子如果不看手机会做什么？
可能去钓青蛙、捉蜻蜓。看书？几乎不可能。
在互联网空间“畅游”的孩子们身后，一个年过八十的老太太，有气无力躺在帐子里，身上压着厚厚的棉被、旁边放着一条毛毯，两只惨白的手臂露在外面。孩子们看手机，没有人顾及这位辛劳一生，步入垂暮之年的老人。
返回的路上于纲问我感觉如何？
我说：“低duan人kou的输出地”。
现实中的求成
上午随黄于纲走进求成的土屋，室外强烈的阳光和室内的昏暗形成反差。
两个月前我在黄于纲的画室买了一幅名为《灯光》的油画，画中的求成、黑暗、孤独、挂着灯泡的柱子、小木桌，和眼前的一切那么一致，求成仍然坐在那个小木椅上。
堂屋正面摆着一台电视机，后面是一个布满灰尘，明显停摆多时的座钟，左右是两幅金鸡图案的美术画。主人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贴着三张第五版人民币图示。不认字的他恐惧假钞？
屋子两端各有一张深色帐子遮住的床，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这间屋子的“重心”，承担着繁衍生息、传宗接代的重任。
蝉儿在外面躁鸣、门口笼子里两只公鸡不时探头啄食，土屋内清凉静寂。
黄于纲摊开画纸，求成默契地坐在那根柱子前、那盏灯下，双方不需要语言交流，求成表情平静，有时右腿搭在左腿上，有时伸直双腿。隔一阵抽一支烟。
随着画笔的挥洒，“求成”的形象在画面中逐渐清晰，他不以为然，任凭自己思绪飞舞。他在想什么？
休息片刻，在他的小院里转了一圈，回来地上多了一个捉老鼠的铁笼，十几只蛙挤成一堆。面对我们的惊奇他露出憨憨地笑容。大家的理解是他想送给我们。
黄于纲请说苗语的朋友和求成沟通，最后确定五十元的价格。求成勉强收下钱，在一个水缸里又摸出一堆蛙，于是我们又付给他五十元。
我们的解读是，开始求成想把蛙送给我们，见我们执意给钱，又拿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