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辽道宗大康四年。
这一年，使用了十年之久的年号“熙宁”换成了，新年号“元丰”。从政局上看，这一年的北宋相对平稳。要说大事，那也确实是个大事，那就是又在治理黄河了。对，就在上一年1077年，黄河又决口了，淹了45个州县，朝廷动用了几十万的人力，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终于算是把决口给堵上了。
借着这一年治理黄河的事，朝廷计划着干一件大事——叫“导洛入汴”，意思就是开凿一条运河，把洛河的水导到汴河里面去。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就是想能不能借此大工程解决一场“千年之患”。
那为什么把洛河的水导入汴河之中这件事，就这么重要呢？
汴河又在哪?开封城和这条汴河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运河的开凿，在我们中华文明演化过程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
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来看1078年《文明之旅》的内容吧。
一、1078 年的元丰初局：平稳表象下的生存命题
1078 年的北宋，正处在 “熙宁变法” 与 “元丰改制” 的过渡带 —— 熙宁年号用满十年，神宗改元 “元丰”，这个年号将伴随他直到去世；朝堂上，吴充、王珪任宰相，王珪因每次奏事都只会 “取圣旨、领圣旨、以得圣旨”，被士大夫私下称为 “三旨相公”。这个略带讽刺的称呼，恰恰暴露了神宗后期 “亲力亲为” 的执政风格：王安石已罢相两年，他不再依赖宰相的辅佐，而是直接掌控朝政，小到汴河清淤的预算，大到西北边防的部署，都要亲自过问。
这一年的平静，被年初的黄河决口打破。1077 年秋，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决堤，洪水淹没了四十五个州，直到 1078 年正月，朝廷才调遣数十万民夫，耗时四个月堵住缺口。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成了这场抗洪中的亮色 —— 他亲自登上城墙，组织百姓筑堤，甚至在洪水漫城时 “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最终保住了徐州城。苏轼《答吕梁仲屯田》诗稿里，有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的句子，字里行间满是对抗洪艰辛的感慨。这场灾难让神宗更清醒地认识到：水患是北宋的 “心腹之患”，而与黄河息息相关的汴河，更是关乎都城生死的 “生命线”—— 黄河决口导致汴河断航一月，汴京粮价暴涨，若非苏轼等地方官积极应对，恐生民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导洛入汴” 工程被提上日程。1078 年下半年，神宗召集群臣商议，都水监丞范子渊献上方案：引洛河清水入汴河，替代黄河水源，彻底解决汴河的淤塞与结冰问题。此时的汴河，已到了 “非改不可” 的地步 —— 1078 年的汴河部分河段，河床比开封城内的平地还高 1 丈 2 尺，成了名副其实的 “地上悬河”；每年冬季结冰期长达四个月，仅能通航 200 天左右，1073 年曾尝试冬季不关闭 “汴口”（黄河入汴河的河口），结果冰凌损毁了数十艘漕船，还冲垮了两段河堤，损失惨重。神宗看着范子渊的图纸，手指划过洛河的线条，说：“此乃解千年之患的良策，需妥为筹划。” 这场筹划，虽未在 1078 年开工，却为次年的工程奠定了基础，也成了 1078 年汴河故事里最关键的伏笔。
二、汴河：人工雕琢的 “大宋命脉”
若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 “母亲河”，那 1078 年的汴河，就是北宋王朝的 “人工动脉”—— 它不是天然形成的河流，而是历代工匠雕琢的运河，从战国魏国的 “鸿沟”，到东汉的 “汴水”，再到隋炀帝纳入大运河的 “通济渠”，最终在北宋成为开封的生命线。这条人工水道的价值，在 1078 年体现得淋漓尽致，可它与生俱来的 “天然困局”，也在这一年让北宋君臣头疼不已。
汴河的 “人工基因”，决定了它的历史定位。节目中展示的《中国古代运河图》上，汴河像一条精准的直线，西接黄河，东连淮河，将开封与江南紧密连接。它的前身是战国魏惠王时期开凿的 “鸿沟”，目的是连通大梁（今开封）与淮水支流，方便魏国运输粮草；东汉时，鸿沟改名为 “汴水”，成为中原与江淮地区的重要通道；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征发百万民夫拓宽汴水，将其纳入大运河体系，改称 “通济渠”，从此成为南北运输的核心路段。到了北宋，开封成为都城，汴河的地位更是 “无可替代”——《宋史・食货志》记载，1078 年，北宋全国超一半的物流运输依赖汴河，每年从江南经汴河运抵开封的漕粮达 400 万石，峰值时甚至超过 800 万石；此外，江南的丝绸、茶叶，湖广的木材、药材，岭南的水果、香料，都要经汴河运入京城。可以说，没有汴河，开封就无法支撑百万人口的生存，北宋的 “汴京繁华” 也会成为泡影。
可这条 “命脉”，却被 “黄河水源” 拖入了困境。汴河的水源主要来自黄河，而黄河的 “特性”，成了汴河的 “噩梦”：一是 “含沙量极高”，民间有 “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河沙” 的说法，黄河水进入汴河后，流速减慢，泥沙迅速沉积，导致河床逐年抬高 ——1078 年，汴河开封段的河床已比城内平地高 1 丈 2 尺，每年都要征调数万民夫清淤，宋初是每年清淤一次，到了真宗时期，因耗费太大，不得不改为三年一次，可这样一来，淤塞更严重；二是 “冬季结冰”，黄河流域冬季寒冷，汴河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都会结冰，冰凌不仅会损毁船只，还可能冲垮河堤，导致汴河断航，开封只能依赖提前储存的粮食，1078 年黄河决口后，汴河断航一月，开封粮价立刻涨到平时的三倍，可见其依赖之深。
1078 年筹划的 “导洛入汴”，就是为了破解这个困局。洛河是黄河的支流，却与黄河截然不同：它发源于秦岭，流经洛阳，水质清澈，含沙量仅为黄河的十分之一；且洛河冬季水温较高，不易结冰，每年可通航 300 天以上。“导洛入汴” 的方案，就是在洛河下游（今河南巩义）开凿一条新渠，将洛河水引入汴河上游，同时封堵汴河原有的黄河进水口，让汴河彻底摆脱黄河的影响。水利专家对这个方案的评价是 “釜底抽薪”—— 不仅能解决淤塞和结冰问题，还能降低清淤成本，让汴河 “四季通航”。更有意思的是，部分美术史学者推测，《清明上河图》可能创作于 1078 年前后，因为徽宗时期汴河已实现全年通航，“清明时节汴河开航” 的传统消失，而画中 “汴河繁忙、船只云集” 的景象，更符合 “导洛入汴” 前 “通航期短、运输集中” 的特点。
三、从东西到南北：汴河撬动的中华文明格局
1078 年的汴河，不只是北宋的 “物流通道”，更是撬动中华文明格局的 “关键杠杆”—— 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 “东西张力” 到 “南北张力” 的历史性转变，也解释了为何五代至宋会放弃洛阳、长安，选择开封作为都城。罗振宇在节目中指出：“汴河的价值，远超运输本身，它重塑了中华文明的空间结构，让‘南北交融’成为此后千年的主线。”
早期中华文明的 “东西张力”，与天然河流的走向息息相关。从战国到隋前，中华文明的核心矛盾集中在 “东西向”：秦灭六国，是西方对东方的统一；西汉定都长安，是依靠关中平原的富庶控制关东诸侯；东汉虽迁都洛阳，却仍以黄河为纽带，维持东西方向的统治。这种 “东西格局” 的形成，源于天然河流多为东西向（如黄河、渭水、淮河），同纬度地区的物产相似，对跨纬度的运河需求极低 —— 关中的粮食、丝绸，可通过黄河、渭水运往东方；东方的盐、铁，也能通过同样的水道运往西方，无需人工开凿大规模的南北运河。《史记・河渠书》记载，战国时期各国开凿的运河，如魏国鸿沟、秦国郑国渠，都是 “东西向”，目的是连接同纬度的河流，进一步巩固东西格局。
唐后期至宋，“南北张力” 逐渐取代 “东西张力”，而汴河成了应对这种张力的 “核心武器”。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迁，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 “经济中心”，而政治中心仍在北方（长安、洛阳、开封），这种 “政治中心北、经济中心南” 的格局，形成了 “南北张力”—— 北方需要江南的粮食、财富支撑，江南需要北方的政治保护，而天然河流无法连通南北，运河的重要性凸显。汴河的优势在于，它西接黄河，东连淮河，淮河又通过邗沟连接长江，形成了 “黄河 — 汴河 — 淮河 — 长江” 的南北通道，江南的物资可通过这条通道顺流北上，成本远低于逆流运输。节目中对比了长安、洛阳与开封的运粮成本：从江南运粮到长安，每石成本需 500 文；到洛阳，每石成本 300 文；而到开封，因汴河顺流，每石成本仅 100 文。这种 “成本优势”，让开封成了五代至宋的 “最优解”。
定都选择的 “粮食逻辑”，在 1078 年的汴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唐朝定都长安，却因关中平原过度开发，粮食产量不足，皇帝不得不频繁 “就食洛阳”—— 唐高宗曾七次率文武百官前往洛阳，武则天更是直接迁都洛阳，原因就是 “长安缺粮”。五代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定都开封，北宋建立后，宋太祖曾想迁都洛阳，理由是 “洛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遭到大臣反对，核心原因就是 “洛阳运粮成本高”。宋太宗继位后，彻底放弃迁都计划，全力经营汴河，1078 年汴河年运粮 400 万石，足以支撑开封百万人口的需求。这种 “吃饭优先于防御” 的定都逻辑，看似 “妥协”，实则是对 “南北格局” 的清醒认知 —— 在经济中心南移的时代，谁控制了南北运输的核心通道，谁就能掌控王朝的命脉，而汴河，就是这条通道的关键。
四、改造与战略：汴河背后的中华文明精神
1078 年的汴河故事，不止于运河本身，更藏着中华文明的深层精神 —— 从战国魏国开凿鸿沟，到北宋筹划导洛入汴，从苏轼徐州抗洪，到华北平原的改造，这份 “以人力持续改造自然、以战略适配时代” 的精神，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也重新诠释了 “天人合一” 的内涵。
战国魏国的 “战略教训”，为 1078 年的北宋提供了镜鉴。魏国定都大梁（今开封）后，凭借鸿沟运河的优势，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 —— 鸿沟连通了大梁与淮水，让魏国能便捷地从江淮地区获取粮食，国力大增。可魏国却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没有向西进攻秦国，占领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建立稳固的战略后方，反而向东参与中原争霸，与韩、赵、齐等国频繁冲突，最终因 “两线作战”、资源耗尽而衰落。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时代变了，战略必须随之调整 —— 魏国拥有了连接南北的运河，却仍用 “东西争霸” 的旧思维，最终错失良机。1078 年的北宋，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它没有固守长安、洛阳的 “防御优势”，而是顺应 “南北格局”，依托汴河发展物流，用 “经济优势” 弥补 “防御劣势”，这种 “战略适配”，让北宋在积弱中维持了百年稳定。
中华文明 “改造自然” 的精神，在汴河与华北平原的故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华北平原在早期并非 “沃土”，而是布满沼泽、盐碱地，黄河频繁决口，生存环境恶劣。可先祖们没有被动适应，而是通过 “排沼泽、修水渠、改土壤”，持续改造这片土地 —— 战国时期的郑国渠、西汉时期的白渠，都是改造华北平原的杰作；到了北宋，通过汴河及其支流的灌溉，华北平原成了重要的粮食产区。如今的华北平原，聚居着 3 亿人口，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先祖们 “不被动适应” 的改造精神。这种精神，与 “愚公移山”“大禹治水” 的神话一脉相承 —— 不是 “人定胜天” 的狂妄，而是 “在自然条件下持续努力” 的坚韧；不是 “对抗自然” 的蛮干，而是 “理解自然、改造自然” 的智慧。1078 年的导洛入汴筹划，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北宋君臣没有因黄河的困境放弃汴河，而是寻找更适合的水源，用人工工程弥补自然的不足，最终让汴河焕发新的活力。
这种精神，也重新定义了 “天人合一” 的内涵。传统观点认为 “天人合一” 是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但 1078 年的汴河故事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 “天人合一”，是 “主动与自然协调”—— 不是被动接受自然的安排，而是通过人力改造，让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不是破坏自然的平衡，而是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优化自然条件。导洛入汴工程没有破坏洛河的生态，而是利用洛河 “水清、不结冰” 的特点，解决了汴河的困境；苏轼抗洪没有硬堵黄河，而是 “因势利导”，筑堤分流，保护了徐州城。这种 “协调”，才是 “天人合一” 的真正内涵 —— 人类与自然不是 “对抗” 关系，而是 “共生” 关系，通过持续的努力，实现 “人与自然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