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理性与自由间的关系
理性与自由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不同领域的许多的重要思想家们都讨论过这个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且得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大体来说，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复杂而深刻的，涉及到个人、社会组织、科学等许多层面的基本问题，同时，它的影响也是很深刻而广泛的，涉及到个人生活、管理、教育等很多不同的方面。在本文里，我们想从几个不同的基本角度出发来探究一下这个重要的问题，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将尽量保持思想视野的系统、深刻和宽广。
（一） 个人层面的理性与自由
首先，我们想从个人层面分析一下理性与自由这个问题的多方面内涵，通过几个不同角度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理性与自由间的关系在个人层面有着很深厚的意义。
1实际工作、生活中的个人的理性行为。容易明白，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很多思想、行为都需要是理性和有计划的，即在很多情况下，个体都不能过分重视个人的意志和自由行动等。首先，就实际工作来说，对于在企业、政府部门等各类组织上班的很多个人而言，他的日常工作自然需要是有规律和计划性的，他不应过分重视个人的意志和主观行为等；例如，对于一位机械企业的技术人员来说，他必须要遵守所属公司的很多具体规定、纪律，在工作场所活动时也应说话、行为得体，同时也需要按照公司管理层的安排来完成不同的具体任务，而如果他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随意行动，过度重视个人的想法、需求等，那显然是很不妥当的。总之，在繁忙、紧张的工作里，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应该理性地思考和行动；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个人并不是孤立地生存在社会中的，而是生活在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组织里，而这些组织自然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纪律性，相应地，实际工作中的个人的很多想法、行为等都应是理性的。
其次，对于日常生活里的各类问题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应坚持理性思考。以治疗疾病为例，在患感冒、受外伤等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去医院、诊所等，接受专业医师的诊治，并且服药、打针等，虽然我们自己也能对病情做出一定的分析，但医生的很多诊断会更为专业、全面不少，因此，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需要听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简言之，在复杂的实际生活里，我们大部分时候也应坚持理性思考，而不能过度重视自己的主观意见；背后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实际生活里所面临的各类问题都有很多前人积累而来的大量经验，同时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盲目摸索，而应理性地思考、处理它们。总结地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都应是理性的。
2运气的基本作用。如我们的普遍经验，运气在工作、生活、教育、金钱等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我们漫长而复杂的人生旅途中，运气在求学机会、事业的关键期、健康、生活事务等很多方面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运气在各类事情上显然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考察复杂、困难的实际生活，即会看出，在人际关系、事业发展等方面，我们都会碰到很多重要的时刻，而在此时一些关键性的想法、人物、事件等外部因素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自己在这些时刻的行为、想法、心态等内部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往往都需要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的事业、生活等就会很顺利，很多事情的发展甚至会超出我们自己的预期，而如果没有运气的话，我们的工作、生活就会很艰难，乃至出现很大的挫折；总之，运气在人生中的基本作用是无法否认的。
当然，运气的基本作用固然难以否认，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意义，对此，洛克菲勒曾写道：“这位原本只能做个普通农具商的商界奇才（老麦考密克），说过一句深奥的名言：‘运气是设计的残余物质。’这句话听起来的确让人颇费脑筋，它是指运气是策划和策略的结果？还是指运气是策划之后剩余的东西呢？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两种意义都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运气，我们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把运气完全消除，运气是策划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福音。”洛克菲勒的这番话一方面肯定了运气在人生中的基本意义，另一方面同时也强调了人的积极作为在各类事务中的深刻价值，这两个方面都与我们的实际经验比较契合。关于运气和个人的理性规划间的关系，洛克菲勒还说道：“我承认，就像人不能没有金钱一样，人不能没有运气。但是，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等待运气光顾。我的信条是：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1] 洛克菲勒的这段话也是不难明白的，的确，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运气，但是，运气往往是在我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才出现的；以事业发展为例，为了达到一个比较大的目标，我们需要想清楚很多事情，并且做好充分的准备，此时运气才会出现，而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多方面的准备，运气也很难产生，即要达到一个比较大的目标，运气和个人的主观努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总之，从运气这个基本事物出发，我们也可看出理性与自由这个主题在个人层面的深刻影响。
3理性权威与个人的自主选择。
（二）企业层面的理性与自由
在上文考察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在个人层面所衍生出的若干影响以后，现在我们准备将考察的范围推广到企业的层面，和个体的情况类似的是，企业层面的理性与自由的问题也存在着复杂交错的关系。
1企业家的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精神的重要性。
2管理等理性运作的重要性。在上段里，我们指出了企业家需要有独创性的经营理念和想法，但这并不代表企业的理性管理就不再重要。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尤其是大型企业，管理的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关于企业管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看法，譬如，关于企业管理的总体定位，他写道：“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资源’只是资源，永远不会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5]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管理和管理者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能保证一家企业有序、高效率地运行，能将潜在的资源转化成大量的产品，否则企业就会是低效、混乱的，缺少明确的目标和有序的运营。德鲁克进一步写道：“管理层是企业的一个具体器官，每当我们谈到企业的时候，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或英国煤炭局决定盖一座新工厂、裁员或公平对待顾客，我们其实就是在谈论管理决策、管理活动和管理运作。一个企业只有当其管理者在决策、活动和运作时才能决策、活动和运作——就企业本身而言，它不是一个实际的实体。”同时，德鲁克也批评了一些人的看法，在他看来，他们过度地强调了资源和资本对于企业的作用，而忽视了管理在企业运营中的基本价值：“因而，企业绝不能成为一个机械的资源汇集体。利用资源组成一家企业，若仅仅将资源按逻辑顺序汇集在一起，然后打开资本的开关，如19世纪经济学家所笃信的那样（也如许多学究式经济学家的后继者们所仍然相信的那样），是不够的，它需要资源的嬗变。而这种变化是不可能来自于诸如资本之类无生命的资源的，它需要管理。”[6] 在《管理的实践》这本名著里，德鲁克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概念，如绩效、目标管理、人事管理、决策、企业结构、激励等，依据这些概念，他对企业管理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探讨和细致、实用的分析；通过阅读德鲁克的很多管理著作，我们能看出，企业管理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广泛的问题，它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层次，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些也充分地证明，理性规划、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即可明白，理性意识对于企业来说起着基本性的作用；同时，结合上段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理性与自由间的关系在企业层面也是错综复杂的。
（三）科学、技术领域的理性与自由
由于科学、技术领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本部分，我们准备就科学、技术领域的理性与自由的问题做些探讨。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个科学领域里的复杂状况，即可看出，博兰尼的这段话和科学领域的发展特征是比较契合的；在此，作为对博兰尼上述论证的一个具体说明，我们想阐述一下抽象代数这个数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作为抽象代数的先驱，在18世纪（1770年）时，拉格朗日发展了求解多项式方程的预解式法，即将多项式方程化约为一个次数更低的多项式，这对后续的代数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柯西则于1813年研究了置换群，由此开始了群论的研究。1824年，阿贝尔发表了《一元五次方程没有代数一般解》的著名论文，解决了五次方程无根式解的问题，这是群论方面的重要进展；伽罗瓦则于1831年进一步研究了五次及五次以上方程的根式解这个经典问题，他结合群论和域论的思想创立了非常重要而深刻的伽罗瓦理论，并给出了判定多项式方程是否有根式解的一般方法，即确定哪些类型的多项式方程可以有代数解。对环论来说，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库默尔于1844-1847年创立了理想数理论（后经戴德金发展成为一般理想理论），并得到了关于代数数的诸多结论，以此为基础，他证明了除p=37、59、67之外，当p<100时，费马大定理都成立；1843年，哈密顿创造了四元数，这是一类重要的非交换环。从上述的这些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抽象代数的创立过程是很多重要的数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群论、环论和域论的发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需要引入大量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理论，这一复杂交错的过程也贯穿了19世纪。显然，对于抽象代数来说，其中的很多关键突破都不是事先能预测的，而且它的理论架构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渐形成的；总之，抽象代数的整个发展过程跟前面所引的博兰尼的论述是比较类似的，而这些基本的发展特点在各个科学领域里也有着很大的普遍性。
（四）社会层面的理性与自由
在进行了上文若干层面的探究以后，现在我们转向社会层面的理性与自由的考察，这同样是一个范围广泛又很深刻的问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维度、角度和内容。
1理性主义的社会观点。
黑格尔还说道：“上述种种，都是关于‘世界精神’用来实现它的‘概念’的手段，我们不必再多讲了。简单地，抽象地说来，这个实现的过程包括多数个人的活动，而‘理性’则出现在他们当中，做他们在本身存在的实体的本质。但是‘理性’最初还隐而不彰，为人们所不知的一种基础。可是当我们不但从各个人的活动方面观察它们，而且更加具体地连带着那种活动在宗教和道德上的内容来看它们——把它们认为是和‘理性’密切联合、并且参预‘理性’要求的生存方式，这时候，我们的研究就变得更复杂、更困难了。”[10] 即黑格尔认为理性在很多时候并不直接显示在人类的活动中，而是隐藏在宗教、道德等具体活动的背后，构成了它们的深层本质。大体来说，黑格尔的这些看法有部分的合理性，因为人类的思想和理性力量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忽视了经验层面的很多东西，而这些经验性的东西很多时候也是本质性的，因为，很多经验内容并不是理性所能提供的，而且理性很多时候也把握不了相当部分的经验要素；总之，对于黑格尔的这些说法，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
2自由视角和经验主义的社会观点。和理性主义的社会观不同，很多思想家持有的则是经验主义和自由视角的社会观点，如休谟、杜威等。例如，休谟曾写道：“一个人在考虑如何处理某一具体问题，或者在政治、贸易、经济以及任何人生大计等方面制订计划方案时，决不可能使他的根据总是那么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对种种可能的后果作过分深远周详的考虑。使他的推理不能成立，或者出现一种为他始料所不及的局面，这一类事情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但是，只要对问题做概括性的推理，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断言：这种推理，即使是正确的，也永远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11]如果我们对比休谟的这段话和上文所引的黑格尔的表述，会看出两个人的基本观念的差别是很大的，黑格尔很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而休谟则对理性的作用持审慎的态度，他更加注重经验层面的影响。如果我们考察实际的政治、经济、历史、科技等很多领域，即能看出休谟的这些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微波炉的发明等，这些事件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经验主义的色彩；总之，经验主义的社会观也有深刻的根基。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范围广泛的实际生活，即可看出，很多生活和社会的事物确实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很长的时间内经过人们的反复实践才逐渐产生的；例如，我们周围的学校、超市、医院、政府机构、企业、居民住宅、银行等场所都不是某些个人或一群人提前设计好的，而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很多人的分散行动逐渐形成的，同时，我们社会范围内的流行歌曲、电影、科技事物等很多东西也不是理性规划的结果，而是以经验的方式逐渐产生的；总之，经验和事物的自发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构成，这也表明，自由视角的社会观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观点。
3理性和自由的交互渗透。当然，无论是理性主义亦或经验主义所主导的社会观其实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大概介于二者之间，是二者的混合状况。关于理性和自由间的相互联系，我们想引用杜威的一段话：“因为理性是一种实验性的智慧，它是按照科学的模式设想出来的，并被用于创造社会艺术。理性能做某些事情，它使人摆脱旧事物的束缚，这些旧事物由于人们的无知和某些偶然事件而被僵化为习惯。它制订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帮助人们加以实现。它的操作始终受到经验的检验。这些被制订出来的计划，这些被设计出来作为改造活动的指南的原则，并不是一些教条。它们是一些在实践中被做出的假设，随着它们在给予目前的经验以它需要的指导时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它们或者被抛弃，或者被纠正，或者被扩充。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行动纲领，不过，由于它们被用来使我们未来的行动减少盲目性而增强目的性，它们是有弹性的。智慧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地被拥有的东西，它处于不断发展的形成过程之中，要保持住它，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注意观察后果，虚心地乐于学习和勇于反复调整。”[14] 杜威的这段话对理性和经验、自由间的关系做了很好的刻画：的确，我们需要理性，因为理性能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是，我们也需要经验和外在环境的自由变化，这样我们的理性才能更为成熟、合理，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好的状况。总之，在社会层面，理性和自由常常是交互渗透、互相影响的。
当然，关于理性和自由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西方思想家曾做过很多思考，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反复思考过这个基本问题，在此，我们可以以韩非的一段话为例，他写道：“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17] 即韩非也认为，由于我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形势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的理性和思想也需要顺应这些变化，而不能拘泥固守一些已有的观念。显然，韩非的这段话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和上几段里杜威和伽达默尔的看法是比较类似的，即外在环境的变化会反作用于我们的理性，而理性经过调整、完善以后又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总之，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东西方思想家们的看法是比较相通的，这也反映出理性和自由的关系的问题确实是各个人类社会里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五）一些整体性质的讨论
同时，如果我们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考虑，即能看到，理性与自由间的关系是生活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们常常讨论到的计划与变化的关系、运气、企业管理等问题都和它有关；当然，在复杂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问题，如身体健康、工作与休闲、事业发展、技术、照顾子女、家庭关系、国家、经济状况、军事、生活经验、做生意、文化、金钱、体育等等，这也表明我们的生活不是由几个简单的元素构成的，而是很多要素的混合、交织状态，而理性与自由间的关系即是其中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体会到这个主题的基本意义。
[1] 《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第二封。
[2] 《伦理学方法》，第一编，第一章，页30、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见《高老头》，第二章。
[4] 参看《波斯人信札》，信二十九，译林出版社，2000年。
[5] 《管理的实践》，第一章，页2，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6] 同上书，第二章，页6-9。
[8] 《哲学通信》，第十二封信，页52。
[9] 《历史哲学》，绪论，页8、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0] 同上书，页37、38。
[11] 见《休谟经济论文选》里的文章《论商业》，商务印书馆，1984年。
[12]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Chapter IV, p. 11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 《哲学解释学》，“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页12，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14] 《杜威文选》里的论文“关于经验和理性的一些已改变的概念”，页1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杜威关于理性和经验的这个看法当然不是个例，而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普遍现象，詹姆斯等人亦持有相近的观点。
[15] 同上书，页115、116。
[16] 《哲学解释学》，页9、15。
[17] 《韩非子·喻老》。
[18] 《黑格尔》，第1章，页10、11，译林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