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伊春市的友谊林场，1989年，工人老赵与更夫凌晨四点多在林场路边的水沟里，发现了躺在地上、满身是血的尸体，死者为关传生，经法医鉴定其为被刀刃砍伤而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经鉴定死者的血型为A型血。因为犯罪现场一片狼藉、犯罪工具也没有找到，因而侦查人员只能推测杀害武器为“军用刺刀”，从当晚去过犯罪现场的人中拥有军用刺刀的人里展开“地毯式”调查搜索，最后找到石东玉，又因在其家找到了军用刺刀与带有血迹的衣服，更确定石东玉为犯罪嫌疑人，紧接着展开长达八小时的刑讯逼供，最后拿到口供，认定其为杀人凶手。
整个推理过程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但程序上却明显出错了，和滕兴善案件一样都是采用“由供到证”的过程，得到的结论意见都带有合理怀疑，却不能准确判定死者到底为谁所杀，是如何被杀。
整个故事里侦查人员的所为让人费解，比如在没有确切证据下将石东玉带回公安所逮捕，在没有得到检察院批准情况下搜查犯罪嫌疑人石东玉的家，没有督促鉴定人员进行准确鉴定，完全采信鉴定人意见：死者为A型血，在被检察院发回重新侦查情况下仍然无所突破，仅仅是推理而得。
当然，这个冤案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鉴定人血型错误，因而判定杀人凶手才出现错误，这告诉我们鉴定结论不是结论，而是意见，它是很有可能出错的，例如在美国，有7％的刑事错案是因为鉴定结论出错造成的。在中国，鉴定意见出错一般发生在血型鉴定领域、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和伤情鉴定领域。因此，在这些重点领域我们要加强有关监督体制的设计，尽可能地使数据信息准确，同时不能全部单单采信鉴定意见，根据一般的非DNA鉴定意见都只能得出否定性结论，只能排除犯罪，而非得出肯定性结论判定犯罪，同时要结合其他多种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才能判定犯罪。
疑罪从无是个很重要的司法原则，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就不能定罪。因为我们要对人保持善意的期待，不要过分担忧会纵容一些钻法律漏洞的犯罪分子，我们要信任我们的法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宁愿暂时放弃一个可能是真的犯罪分子，也不要轻易关押一个可能被冤枉的好人，因为这样的代价是沉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