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立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实行等级制度。把人分为几个等级，周天子之下是诸候，诸候之下是士，士之下是民。几百年来这个制度一直相安无事，天子永远是天子，诸候永远是诸候，士永远是士，民永远是民。
西周的这种社会结构，对于民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由于民的阶层并不读书，所以并没有人去思考这种宗法社会的合理性。但诸候阶层是会思考的，到了西周晚期，一些诸候就提出疑问“难道天子永远就是天子吗？”
问题一旦提出，就需要找到答案。诸候开始质疑周天子的权威，形成了诸候轮流称霸的局面。原本诸候们只是希望与周天子共治天下，并没有推翻周天子的意愿。可制度一旦出了缺口，就像大水冲毁了堤坝一样，觉醒的下等阶层便像洪水一样，开始对宗法制度进行冲击。
首先是士的冲击。既然诸候可以瓜分周天子的权力，我们也可以瓜分你们诸候的权力。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三家分晋”，即原来的晋国士族阶层的韩、赵、魏三家，把晋国一分为三，各取一块建立新的诸候国。三家分晋也被看成战国的开始，从此中国进入到新势力的统治时代，即诸候士族共治。
刚才已经说过，制度一旦破坏，其发展就不受最早破坏者的控制了。最早是诸候质疑天子的统治，后来士族也开始瓜分诸候的权力。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五百多年，一直到最下层的民阶层觉醒之后。
民的阶层几千年来一直是民，祖祖辈辈的下层生活，他们也形成了习惯，从来没想过可以参与政治的角力。可是变革还是来了，他们发现诸候可以质疑天子，士可以瓜分诸候，那么民为什么不可以替代士？最先开始思考的是陈胜吴广，他们向天怒吼“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这下子不得了，因为在这之前，社会各阶层都认为王候将相是血统决定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陈胜吴广还在苦苦的寻找答案时，没落的楚国士族后人项羽，看到始皇帝出巡时威风八面后，感慨的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项羽作为士族阶层，自然对从前的诸候，今天的始皇帝没有敬畏。大家都是诸候士族，皇位你坐的，我也坐的。这种气魄是源于士族的自信，可出身草根的刘邦就没有这种自信。同样是看到了威风八面的始皇帝，他也发出感概“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气魄就小了很多。
可是觉醒的民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他们觉醒后，不甘心永远居于最底层的社会位置。刘邦逆袭成功后坐上了大汉的天子，从社会最底层一路飙升到最高层。有感于以前草根生活的性情，庙堂之上也是一片平民生活的和谐之气。天子与大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骂娘，还把儒生的帽子当尿壶来戏耍之前需要仰视的阶层。时间久了，刘邦开始觉得没意思了。于是让大儒叔孙通建立一套礼法制度，天子在堂上高坐，大臣分列两边，秩序井然，“无敢喧哗失礼者”。仪式完成后，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至此，社会的各个阶层先后开始觉醒，可是你看，这种觉醒并没有超越等级制度的桎梏。诸候的觉醒是与天子共治，士族的觉醒是替代诸候，平民的觉醒也是向上流动。简单来说，这是个体的觉醒，而不是群体的觉醒。无论是项羽刘邦，还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暴力革命，进入到上一个阶层，然后再继续维护原来的等级制度。
由于阶层的固化，再加上贵族的生育能力强，平民阶层生育能力低，通过几百年的繁衍后代，以前由100个平民养一个贵族，大家还算能相安无事。可是越往后，这个比例越低，当到了10个平民养一个贵族的时候，社会的变革就要来了。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汉室名存实亡，大权旁落。自曹丕以魏代汉开始，一直到杨坚获得北周静帝的“禅让”为止，经历了36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军阀割据，莽夫立朝，民不聊生。为安抚民心，隋朝政府开创了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一说是唐朝始设。）
科举制是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科举制度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门阀政治，结束了由士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科举制度是对民阶层觉醒的制度革新，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唐人刘禹锡兴奋的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此，僵硬的阶层固化思维开始松动，昔日民阶层还只是个体的觉醒，个体通过暴力革命达到改变自己的社会等级。可是当他们从最底层爬到最高层后，又不遗余力的维护之前他们抨击的等级制度。理论上，科举制度让民的阶层整体实现了上下游的流动，最底层的民可以通过努力，走到庙堂之上。
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民的阶层惭惭的由单一阶层，转变为有知阶层（读书人）和文盲阶层（农民）。有知阶层通过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向上游流动越来越频繁，然后再通过权力巩固在乡村的地位。于是，一个新兴的地主阶层便产生了。
新兴的地主阶层并不像以前的士族阶层，他们被称为庶族阶层。庶族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但真正的崛起则是在隋唐之后。其中，土地经济制度的转变是庶族崛起的推动力，庶族地主阶层通过教育进入到国家权力中枢，然后再利用权力进一步固化其阶层，使民阶层逐渐分化成为两个阶层。
统治者对庶族的崛起是有戒备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用书，以八股文为考试方式。并规定官员选拨任用以科举为标准，后期更是形成了非进士出身难入庙堂的潜规则。通过对读书人的控制，使庶族地主阶级依附在国家权力机器周围，与分化后的民阶层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而庶族地主失去民的支持，很难对抗更上一层的阶级，更別提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阶层的分化呢？自秦汉以来，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制，逐步瓦解了诸候的阶层，汉武帝后，社会阶层只有皇帝-士-民三级，诸侯阶层彻底没落。南北朝后，随着士族的没落，自皇帝至民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于是民的阶层开始分化，从民阶层中分化出来庶族地主阶层。庶族地主阶层实际上是觉醒了的民，由于数量过于庞大，并且对政治有新的要求，与未觉醒的民阶层逐渐分化，沿变成新的阶层。
从历史发展来看，剥离了读书人后的民阶层，由于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即使偶有人觉醒，也很难有一定作为。同样，读书人阶层受八股取士的影响，也慢慢丧失了眼界，即使有改变的勇气，也多是“反奸臣不反皇帝”的阶层内部洗牌。所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说法。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要求废除科举制。第二天，皇帝下旨，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随着清朝灭亡，加上连年战乱，社会制度已被尽数破坏。旧时代的贵族和新时代革命新贵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产生，使民阶层分化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前的庶族阶层一部分转化为乡村地主阶层，一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严格来讲，此时的社会由于并不稳定，社会分级制度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固化的阶层。甚至这四个阶层的划分也并不严谨，每一个阶层都没有维护本阶层利益的主观意志。
1949年建国后，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的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阶层被瓦解。新兴的精英阶层逐渐固化，形成新的社会阶层。此时，三千多年来经过数次分化后仍然顽强留下来的民阶层，开始与精英阶层的矛盾加剧。
回到最初，我们发现，自秦汉之前完成诸候、士的觉醒后，民阶层就一直在分化状态。到隋唐之后，诸候、士的阶层逐渐瓦解，民的阶层先是分化成庶族与民阶层，然后民阶层又分化成为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每一次的分化过程，都是民阶层的一部分觉醒之后，形成新的阶层。在形成新的阶层后，他们又固化其阶层，维护其阶层利益。偶有同情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出现，也仅仅是针对个体的同情，并不能对抗整个社会制度。
中国的民是痛苦的，每一次的社会制度变迁，首当其冲的都是民。但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他们主动参与，或是形势所迫，或是被裹挟，或是被欺瞒。当社会各阶层被重新调整，新的阶层固化之后，民仍然还是民。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其他阶层裹挟被动参与变革之后，又一次成为其他阶层的统治对象。
但是被动参与并不代表他们不去思考，不去权衡。中国的民也是会思考的，只是由于受眼界、文化、理解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往往很难道思虑周全。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不是对自身利益的争取，而只是在盲从。
打破阶层固化，增加上下游流动的机会，使寒门有更多机会进入更高阶层，高阶层也有往下流动的可能；设计更合理的公务员选拔机制，放弃血统、族群、利益纠葛的影响；对私有财产立法保护，让法律更健全，对个人的保护更具体；教育平权、医疗平等、公平社保、打破人治思想、消除特权…………
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而这个社会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