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4日，妻子给我讲了一个她们商店发生的小故事。
妻子商店所卖的木器一般由采购员从木器厂进货，但有些货是采购员从农村的小加工厂进的。这样商店就与农村的小加工厂有了业务关系。有时商店的职工想打点儿什么家具，就通过这种业务关系让小加工厂做。
这次是有个职工让小加工厂做了个茶几，送来一看质量太差，这位职工很不满意，就跟商店主任说了。主任跟前来送货的小加工厂的头头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那个头头反问：“你们的职工是不是个个都听你的？”
主任说：“不是。”
那个头头说：“这不得了，我们那儿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听我的。我给他们交待得挺好的，他们做成这个样子，我有什么办法？”
那个头头的话让主任哭笑不得。最后商定减了点儿加工费了事。
这时妻子所在的采购供应站棉纺厂商店的主任已是文杰。1978年时文杰调入这个商店，主管全面工作，但没有任命为主任，只说是负责人，后来才转的主任。
这时妻子已担任了商店的会计。担任会计前妻子是木器组组长。她们木器组除了卖木器还卖棉花。村里送来棉花后，她们并不立即结账，而要等到棉花卖出去之后再结账。她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货主结账不积极，她想把这笔账清了，人家就是不来。有的甚至是把棉花送来之后就再也不露面，她们只好让这笔账永远趴着。
由于商店不设出纳，她这个会计还兼有出纳的职责。这个商店最早的会计是赵秀英，后来是赵平。妻子接的赵平。
再后来供应站成立核算点，商店的会计虽然还叫会计，但主要职责是将销售款送到核算点，不再弄账，基本应该算是出纳了。
核算点成立后，文杰调到四里营核算点当主任。这个核算点主管的商店是四里营商店和棉纺厂商店。后来文杰从四里营铁路房舍要到了房子，就住在了四里营商店。
文杰调走后，调来一位年龄较大的女职工当主任，这位主任姓崔。怀杰担任了副主任。有时妻子带女儿去商店玩儿，她看到妈妈总与主任、副主任在一起办公，说商店有“仨官儿”。
1983年2月11日（腊月二十九），我们三口去天津岳父岳母家过年。
这时岳父母又搬了家，搬到了西沽大十字街。去西沽乘的是5路公交车，在西榆庄下车，这里离5路的总站已经不远了。下车后我们又走过很长的小胡同才到了岳父线家。岳父母家在大十字街的东侧，紧挨着个点心铺。
家里人都在忙，岳父岳母正忙着蒸过年吃的面食，妻子的妹妹们正在擦里外屋隔断的玻璃窗户。我们发现五妹没在，一问才知道她去了沈阳的大舅那儿，打算在那儿住几个月。大舅在曲艺团工作，五妹要在那儿跟大舅学习演出。
岳父母新搬的房子仍是两间，是筒子式的里外屋，光线很暗。里屋只在墙角有一个30厘米宽的窄窗户，基本还要靠外屋的窗户采光，而外屋外面又搭了一间一米进深的小屋，也安装了门窗，所以连外屋都不透亮，里屋就更甭提了。
这房子是岳父用他在丁字沽的那两间新盖的房子换的，总面积没有丁字沽的房子大，采光也没法比，还是老房，墙皮都空了鼓。另外，这房子是没房本的单位房，而丁字沽的房子是有房本的公租房。为什么岳父要以大换小，以新换旧，以有房本的换没房本的呢？原来大字街人口密集，此房又临街，岳父想依托这房子做小生意。岳父已于1982年退休，退休后就想做点儿小生意补贴家用。毕竟是家里孩子多，全靠他那点儿退休金过日子还是很紧巴的。
此屋的里外屋的隔断除了有一段矮墙和门之外，其它地方都是活窗户。我们到家的时候，窗户还没有擦完。吃过饭之后，我站到窗台上接着擦。
第二天我们去了妻子二妹家。二妹结婚后住的地方离岳父家很近，步行也就三四分钟。她们住那个地方叫忠孝里，是一个很小的胡同，一共只有几个院。她们的院子不大，住着5户人家。北边是3间房，她们住两间，另一间住的二妹夫的亲戚。南边也是3间，住了3户。南北房之间相隔3米，各家都在门前盖小厨房，所以中间的小路也就只有1米来宽。
二妹家很喜兴。棕红色的家具很新很亮，墙上贴了明星画，挂着一些红色的小饰物，桌上摆着盆景，看着还很像新房。二妹夫不很爱说，但非常实在，忙着给我们倒水。
下午，岳父岳母开始准备年夜饭。天津三十吃素馅的饺子，岳父拌的馅放了虾仁、蒜黄、香干、鸡蛋、白菜、粉条等，最奇怪的是还要放腐乳和腐乳汁。虽然每次在天津过年都吃这种馅的饺子，但我还是有些不习惯。
岳父母家已买了电视（好像是1982年买的），晚饭后大家就都等着看电视了，因为中央电视台要播出春节联欢晚会，大家非常期待。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春晚。
晚会的节目还真是不错，可我没有看好，因为演出过程中不断让人们猜谜语，我还就真的跟着猜。因为怕忘了谜面，还拿着笔赶紧记。弟弟妹妹都盼着我能猜中获大奖，不断给我鼓劲儿，我就在那儿使劲猜，脑子都用在了猜谜上，节目反倒没注意。
弟弟妹妹们觉得我考上大学了（实际是电大的单科），猜个谜语应该是小菜一碟，我觉着也应该没问题，可猜起来才知道挺难，我就猜出了“镜子里面照着人”是个“入”字（后来知道这个对了），“从上至下，广为团结”是个“卡”字（后来知道不对，应该是“座”字），别的都猜不好。晚会结束了，我还在猜。由于中央电视台要求及时寄出答案，所以我连觉都没有睡好，躺下还在猜。
初一继续猜，还是没有找出自己满意的谜底。我们三口回保定时弟弟妹妹们还嘱咐我，快想，到家先把答案寄出去。可我到家依然没有猜出来，只好无奈地放弃。
后来，我们保定五中36班的同学聚会时，邵同学说，1983年春节后，他在街上碰到我，问我春晚谜语“年终算总账”的谜底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花落知多少”。可这事我却没有印象了。如果邵同学说的没问题，那我回保定后又猜出这个谜语了。
1983年4月，我的小妹结婚。我们参加了婚礼。婚礼和婚宴都在新房举行。新房是男方借的邻居的房子，位于韩村路，就在地毯厂的东边，是楼房。新郎是赛片厂的工人，很精干。
1983年5月下旬，妻子张罗着买电扇。
自从买了电视之后，我们有了存钱买大件的信心。于是进一步节俭，准备继续添置新大件。年初我还清了从父母那儿借的买电视的几十元钱，到5月份就又攒了一百几十元。
那时电器是家庭生活条件改善的标志，谁们家电器多，谁们家就牛。为了解电器行情，我有空儿就和妻子去转商店，去的比较多的是保定市工艺美术商店。不久我们发现那儿到了落地扇，那时刚兴电扇，我们决定也引领一回时代潮流，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了台落地扇。
这台落地扇是1983年5月30日买的，159元。买回之后天还不太热，可我们想物尽其用，经常开到最高转儿，站在跟前使劲吹，感觉是真爽啊，完全不管会不会受风。
可没享受多长时候，电扇坏了，一摆头就“咔咔”响，却转不过去。我只好去找在工艺美术商店上班的献工友帮忙修理（他在二塑时是电工）。
我们厂休息的那天他来的，他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过来给我帮忙。那时候还没有“三包”这样的说法，电器坏了都得花钱修理，所以献工友给我来修电扇并不是职责。
我知道他没有吃饭，就准备了俩凉菜，还特意去打了散装啤酒。
他来了之后，大拆大卸，查找问题所在，折腾了一中午才修好。修好后我俩边吃边聊，又念叨了一通二塑料厂的烂事儿。
这时，我们每月能省下20多元钱，妻子开始琢磨怎么存钱。她打听后跟我说，银行有一种叫“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挺适合我们这种每月剩不下多少钱，但还想存点儿的人。就是每月存个固定数，月月都坚持存，最后打总儿结算本金和利息，挺上算的。她看中了一个每月存10元，连续存5年的，到期可以支取700多元。当时700元也算是个大钱了，我姨家翻盖4间房子才花了800多元。我觉得挺好，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存钱的5年长征。
妻子还设想，这个“零存整取”到期后不花，改为定期继续存下去，到老了的时候用它雇保姆。我很佩服妻子有远见，再次表示坚决拥护。
1983年夏秋，妻子从棉纺厂商店调到了变压器厂商店。
这次调动是涉及整个保定市供销社采购供应站的大调动，调动的原则是国营、集体分开，供应站所有的集体工都集中到江城路商场（变压器厂商店）和604厂商店，这两个商店的国营工则分到其它商店。
妻子事先根本不知她的去向，在供应站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名单时，她才知道她与棉纺厂商店的集体工一起都分配到了江城路商场，她被任命为统计。她是这些人中唯一调入办公室的。宣布名单时她还得知，我们同连的兵团战友小段分到了604厂商店。
这一调动给妻子上班造成了很大困难，因为太远了，妻子从家骑到那儿一般要用50分钟。这可能也与她骑车慢有关，她从家骑到丝绸厂“大转盘”那儿就骑不动了，只能慢慢悠悠地骑，商场的同事追上她都跟她说声“先走啦”，就超过她去。
江城路商场在变压器厂生活区的大门口，是租用的变压器厂的房子。这个商场可比棉纺厂商店大多了，条件也好多了，是那片儿唯一的大型综合商店。销售在一楼，是一个很大的大厅，光柜台就有4排，商品种类齐全。办公室在2楼，占用了两个房间。
江城路商场在采购供应站的商店中也是最大的商店，有十几个组，几十名职工，建有党支部。商店有两位领导，郎主任和朱书记。办公室的人员有张会计和刘出纳，我妻子是统计。
妻子报到的第一天，就领教了郎主任的严厉。和她一起调过去的邬同事没有交完小组的账，让我妻子帮她跟郎主任请个假，晚一天去报到。妻子跟郎主任一说，他立即沉下脸说：“让她自己来请假。”妻子觉得很下不来台。
可在一起工作后，她又觉得郎主任对她们办公室的人很好，很体谅。
供应站的商店都是上早8点，下晚6点，全天开门10个小时。而国家规定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所以组里的售货员都根据组里情况调配时间，住变压器厂附近的上正常班，中午休息2个小时（从12点到2点），住在市里的就上连班，或晚上2小时，或早走2小时，但中午不休息。供应站要求办公室的人上正常班，可郎主任考虑我妻子和刘出纳都住市里，对她们也网开一面。
刘出纳的丈夫在省安装公司上班，经常外出作业，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要由刘出纳来送，郎主任就同意了她晚上2个小时。妻子早上不用送孩子，郎主任就同意她早走2个小时。张会计住在变压器厂，就她一个上正常班。妻子和刘出纳上了连班，中午就不应该再休息，可她俩经常趴在桌子上迷糊一会儿。时间一长郎主任自然会发现，但他并没有因此批评她们。妻子跟我说，她也怕售货员们发现影响不好，睡上半小时就会洗脸精神精神，到楼下的组里去，让人看到她没在睡觉。
江城路商场是一个独立的核算点，妻子调去之后，工作任务比在棉纺商店时多了不少。首先是统计本身的工作任务，每月要向供应站上报商场的销售情况，并针对销售变化写出分析报告。写这个报告要掌握市场情况，具有分析和预判能力，妻子不是很在行，每月都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写成。
再就是管外联人员的账。外联人员就是自己寻找需求单位的销售人员，不用站柜台，只要完成销售任务就能拿工资，超了还有提成。这活儿听起来挺轻闲，可没有较多的社会关系，很好的沟通能力，你很难完成任务，那养家糊口的钱也就没了。江城路商场有十几个外联人员，妻子要给他们每个人都单独记账，销售一笔记一笔，进价多少，销价多少，盈利多少都得记清楚，月底还得算出完成任务的情况，挺忙的。
再就是每天下班后要顺便到银行交全商店前一天的销售款。这事本来应该是出纳的，但刘出纳事儿多，如果下午再去交款就忙不过来了，所以就交给了统计。
妻子的工作很紧张，但这不是她最怵头的。她最怵头的是上下班。夏天怕下大雨，有一次下大雨她骑不动车就推着走，走着走着一只塑料鞋踩到泥里拔不出来了，她只好光着一只脚走。雨后她再过那儿，发现鞋竟然还在，于是捡回来刷了刷接着穿。冬天更受罪，她冒着冷风骑到商场，到商场就头晕，天旋地转的，要趴在桌子上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她一直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去医院看过。等退休了才知道是因为头部受冷引起了脑供血不足，她直骂自己傻，怎么就不知道戴个帽子呢。
江城路商场有时也卖紧俏商品，她也能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调去不久，商场就进了一批缝纫机，她知道父母搬家后没有缝纫机用（没搬家前借用全哥家的），赶紧帮他们买了一台（印象是牡丹的）。
后来，江城路商场又进了缝纫机，红岩牌的，她买了一台内部特价的，100元。由于特价，都是散件，需要自己组装。我是干机修的，照着说明书就把它装上了。很好用，我练了一阵儿也会蹬缝纫机了。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不再缝补衣服，就把它放到了地下室，结果面板开胶了，再也没法使用，就一直在地下室扔着。
1984年6月25日，妻子参加了初中文化补课语言单科考试，成绩为75分。此前她参加了市里组织的补课。到12月20日才发了结业证书。证书内容为：经初中文化补课考试，成绩合格。发证机关为市职工教育办公室。
（除标注实景、实物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