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重读了《斯普特尼克恋人》。莱卡狗的消失，猫的消失，堇的消失，以及眼睁睁看着自身不断向彼岸世界挪移却无能为力的人们——之于他们，恐惧总是更甚于孤独。孑然一身自然不至于，但所谓的“旅伴”非但不能化解这恐惧，甚至本身也是更多恐惧感的制造者。于是，在不知什么地方寻得彼岸世界的入口后，旅行者自然没有返回的理由。
但我终究还是回到了南陵——在我决意与这座城市再不相见的整整两年之后。旅途没什么特别的，照例是为了一些不得不办的差事，在温度跌至冰点的北京登上卧铺车，晃荡，失眠，起夜，半睡半醒又起夜，然后在太阳升起来时将羽绒服塞进行李箱，洗把脸嚼个绿箭，插上耳机就可以故作轻松地踏入了这座城市。
曾经有个十分要好的南陵姑娘，当时在城市边缘的大学城念书。那是一个距临市比南陵市中心更近的地方，有山，有湖，有四季常绿的小叶树木和南方特有的发潮的干辣椒。那时我总是灰头土脸地乘车一路晃荡而来，把行李往校门口的廉价旅馆一扔，两个人就开始享受难得的周末时光——那时还是我们每周五天都满课的日子。
现在，我坐在市中心嘈杂的café里面，一边码字一边留意着墙角那张仅有的带着三孔插座的小桌——坐在那里喝下午茶的老阿姨已经发呆了至少两个小时，但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在我电脑的电量耗尽之前，她需要去不远处的小学接孙子放学——工作日的傍晚嘛。但我实在不确定那个插座能否为我所用，毕竟环视全场，架着电脑没处插线的显然不止我一人——堪称糟糕的店面设施。
曾经和南陵姑娘探讨过旅行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好的旅伴（简单说，只要身边是对的人，旅行的内容全然不重要）。毫无疑问这个结论是当时两人特殊时期亲密关系的产物，而那段关系的终结怕是因为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人，虔诚地将现在看来滑稽至极的所谓共识当做了行事哲学，而脱离现实的哲学谁都没法驾驭——至少在当时。
码字的时候店里进来了四个学生模样的人，三女一男，每个人手上都抱着一摞A1大小的白纸。男生对店员说了几句话，四人就开始各自捧着纸笔在店里一边走一边描画着什么。我悄悄瞄着一个女孩的画纸，原来是在素描店内的装潢结构，墙角的吊顶、沙发的摆放、墙纸的花纹全都囊括其中，简直就是一大张放久了年月的黑白照片。估计是建筑系的学生，一问果然。“喏，墙角那个插座，别忘了画进去哦。”我打趣了一句，可姑娘应答地漫不经心，估计是面对一般外行发表的工图点评的常规回应。
上次来南陵的时候北京还在下雪，我乘的是凌晨起飞的廉价红眼航班，机场的融雪剂显然对积雪和激情都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次日傍晚，当我对着南陵的晚霞默默发誓再不前来之后的两小时，航班落回北京，新落的雪还没有消尽，却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消失了——像斯普特尼克卫星上的莱卡狗、童年走失的猫和被牧羊女大意地踩扁的紫堇。
帮手持素描大作的建筑系学生在店门口拍了合照。下午茶大妈走了，墙角有三孔插座的桌子坐了一对新来的情侣，旁若无人地激烈谈论着漫画游戏和断更小说。
天色暗地很早。也许关了灯等看到天上的斯普特尼克星呢。但我还是喜欢店里亮堂堂的。多好哇，对旅客来说，至少现在我是这样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