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点关于父母的文字，却一直没有动笔。一来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在茫茫人海中似乎没有什么特色，不知道从何写起；二来随着时间流逝，许多关于父母的记忆逐渐模糊，甚至忘却了。但任凭时光流逝，有些东西不但没有因而消磨，反而浮沉荡尽之后，更加脉络分明，不时地在脑海中浮现。

      父亲本是一介书生，却当了一辈子农民。爷爷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父亲是最小的一个。父亲生于1944年，幼年时战火连天，小学毕业以后，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便捞不到上学了，那年他只有13岁。听爷爷说，此后的一年里，父亲便很少言语，每天吃完饭，便爬到门外的一棵枣树上，望着学校的方向呆呆地出神，有时也跑到学校，在教室的窗外听人家上课。知子莫若父，爷爷读过几年私塾，怕这样下去出什么状况，便带着父亲辗转数千里赶到在兰州工作的大伯父那里求学。大伯父是跟着傅作义起义的国民党军人，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兰州，离休前一直在兰州医学院（后并入兰州大学）工作，为人儒雅厚道，作为长兄，在父亲读书这事上也很尽责，几经周折托人找到了一个学校。经过面试，父亲被安排插班到了初中二年级。2年后，也就是1960年，父亲考入了兰州师范学校。但“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因为那场众所周知的巨大灾难，还有因此衍生来的一些别的问题，一年后，父亲便辍学回到家乡，当了一辈子农民。

      父亲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也是村里有名的能工巧匠。尽管入行晚，但父亲心灵手巧，又肯钻研，什么东西都学得很快，农活样样精通，筐、篓、提篮等都编得又快又好。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生产队里有不少副业，诸如粉坊、磨坊、代销点。我小时候，父亲在磨坊里工作了好几年，机器坏了都是到济南、德州、潍坊等地买来零件自己修理，一般不求人，给队里省了不少修理费。业余还跟随村里的师傅学了木工瓦工，在计划经济时代，街坊邻里盖屋打墙、孩子结婚做家具，生产队都安排他去帮工，每天给记10个工分；平时修修补补的零碎活，只要人家找上门来，父亲也从不推诿，能帮尽帮。母亲也是初小毕业，识文断字，解放初期，这在偏远农村的妇女中并不多见，并且待人宽厚和善，从没见她与人争竞什么。从街谈巷议中得知，我的曾祖父和祖父也都以乐善好施被乡里称道。若干年来，邻里之间友好相处，凡事都互相帮衬。我们兄妹几个从来没有家庭成分受人歧视，现在想来，这要感谢祖辈和父母的修为，从他们特别是父母身上，我们体会到了品格的力量，也潜移默化地从他们肩上接过了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自强自立、与人为善的良好家风。

      为了补贴家用，主要是供孩子们上学，耕作之外，父亲做过多种副业，诸如买卖粮食、修笼屉，等等，不一而足。1970年代后半期，计划经济稍稍松动，还与街坊3个爷们搭伙下过几年关东，每个月交生产队90元，队里每天给记10分工，给一家老小挣一份口粮。在寒冷的东北，白天走街串巷招揽活路，晚上舍不得花钱住宾馆，很多时候就借宿在人家闲置的冷屋，甚至透风撒气的场院屋、机器房，和衣而卧，身上再裹一条棉毯，种种艰难可想而知，真不知道父亲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放在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受得了那个罪。就这样省吃俭用，除了上交生产队的，每月还能结余一二百元。逐渐地，家里买上了原先想也不敢想的崭新的自行车、缝纫机、钢精锅等现代化设施，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次父亲回家时，腕上还戴了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好像是从沈阳买的，当时在我们这里得凭票供应，俗称“大上海”，一般人包括乡镇供销社的干部，即使经济上负担得起，也往往淘换不着，可见在大城市计划经济已经有所松动。父亲出门在外的那几年，我们兄妹3个都上学，家务、农活全靠母亲一个人，1980年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责任田里庄稼的日常管理、收割，也全靠母亲顶着。

      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就没有再出远门。种好责任田之外，父母主要是做箱子。那时候我们这边周围十里八乡的姑娘出嫁时，娘家都要陪送2只大木箱子，通常要带底座，箱子的质量代表着娘家的身份和重视程度，材质一般都是梧桐木的。先是要买树、杀树，然后锯成段、解成一公分厚的木板。后来市面上也有了电锯，不过要收费，再就是因为锯片厚，解出的板材自然就略少一些。为了尽量降低成本，一直都是父母自己动手。后面还要烘干、粘合、抛光、做成箱子，加上底座。紧赶慢赶，从来都是每5天做2只箱子。也许是为了证明质量，那时的箱子都是白茬的，不上油漆。为了卖个好价钱，逢五逢十，父母天不亮就起床，用手推车推到与我们邹平县相邻的济南市章丘县的一个大集上去卖，要走十几里的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寒冷的冬天，赶到集市上，脚一直活动着没事，手都冻麻了没有知觉，呼出的热气在眉毛和前额的头发上结成厚实的白霜。因为我家箱子的质量好，每次都能早早卖掉，价钱也比较高，60元甚至65元一只。当时的市价一般是55至60元。质量差的，50元也无人问津，时间一长胶粘处甚至裂缝了，最终烂在手里。卖完箱子，两个人啥也舍不得买，只是每人吃一碗一毛五的杂面填饱肚子，也算是犒劳一下自己。

        1980年代后半期，父亲与本家的一个爷爷辈的老泥瓦匠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建筑队，几年后分家各人单干，自此30多年，都是在村里给乡亲们盖房子，有时候也修房子，很少接外村的活，村里八九百户人家，有一半人家的新房凝聚着父亲的汗水，直到75岁才退休。就这样日复一日，风里雨里，一直做了几十年，从来没听他喊过累、叫过苦。家里的农活主要靠母亲，也许因为太过劳累，腰椎出了问题，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落下了腰疼的病根。七十岁以后腰弯的越来越厉害。

      在我们的眼里，瘦小的父亲就是一座山，坚韧挺拔，从不因为生活的艰辛颓唐，仿佛什么艰难困苦都压不倒。1984年，在祖传的宅基地上，家里盖了6间土房子，为了尽量减少开支，檩条、房梁、门窗等木工活，父亲都是自己动手，有一次不小心弄破了小拇指，不慎感染，后来指头肚上的肉都坏掉了，露着白森森的一截骨头，别人瞅着就害怕，都劝他到医院去看看。但可能是怕花钱，也怕误了工期吧，父亲始终也没去治疗，只是每天自己用碘酒消消毒，再上些磺胺结晶，包扎一下，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长出新肉，从来没听他喊过疼，并且什么活都没耽误，一家人如期住上了新房子。唯一例外的是大妹妹上学的事。1986年，我从县一中毕业被录取到省内一所本科院校，大妹妹初中毕业，本来想报考县一中，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意见，报考了德州的一所中专并一志愿录取。3年后，小妹妹也考上了县一中，这时大妹妹才20岁，已参加工作挣起了薪水。记得有一次，大妹妹曾经抱怨：为什么就我自己没捞到上高中呢。对此，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言语。我想，家里的经济状况，当时可能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再多一份支出，可能就真的再也无法支撑。也许正是因此，这件事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愧疚，但木已成舟，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只有保持沉默吧。

      读过一篇文章，每一个美满的家庭里，一定会有睿智聪明的父母，他们懂分寸，知进退，分得清何时应该挺身而出，何时应该装聋作哑。我的父母就是如此。在我们兄妹三个的孩子们年幼时，还有后来我到西藏支教2年间，母亲经常到县城来，帮着我们带孩子，有时周末母亲不回家，父亲就过来，带着孩子们出去玩。2001年我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援藏支教任务回到家乡，小妹妹的孩子也上了幼儿园。从此，父母便淡出我们的生活，以后的20多年，除了小妹妹生了二孩之后的一段时间过来帮个忙，基本不再涉足县城。任凭我们兄妹极力邀请，也很少来，借口就是一个“没事”，平时一年到头连个电话也不打。我们能做的就是逢年过节以及周末回趟家，陪他们聊聊天、吃顿饭。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尽我们所能去孝敬他们。

        在儿女们需要帮助时，父母不遗余力，等儿女们能自立了，便断然退出，从来不给孩子们填麻烦。遇到这样的父母，是儿女们的福分，让人感奋、充满向上之心，也让人无以为报、满怀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