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雨之夕》是施蛰存的一篇著名意识流小说，简单的情节因为大量意识流的描写而充满意蕴。本文将尝试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角度，分析男主人公意识中本我、自我、超我的各种表现，来剖析文中男主人公的形象。

关键词：《梅雨之夕》　施蛰存    意识流    精神分析    人物形象

　《梅雨之夕》是现代著名“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所作的一篇小说，讲述了都市雨天发生的一个简单而又丰富生动的故事。本篇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我们甚至很难对其像其他小说那样作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明确划分。若单从客观表象来看，小说仅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雨天，一个已婚男子送一位萍水相逢的没有伞的姑娘回家，回家后为了隐瞒妻子便撒了谎。但如此简单的情节如何支撑得起七千余字的篇幅，且能让文章丝毫不显赘余呢？使单薄的情节丰富和充实起来的，便是小说对男主人公无处不在的意识流描写。

20世纪20年代，施蛰存在上海接触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及显尼至勒的小说，并深受影响，开始尝试意识流方向的创作。《梅雨之夕》就是在此创作背景下诞生的施蛰存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自然，对本文的解读也必然绕不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本文便从精神分析法的角度，尝试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并穿插潜意识理论（1）分析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形象，及其对那个时代社会的影射意义。

一、“我”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不甘于平淡，内心充满不安定因素的已婚青年。从年龄来看，根据小说中的提示“我与她离别了好几年了，在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日，她还只有十四岁，……一年……二年……七年了呢”（2）可知，“我”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精力旺盛。从年代来看，本文发表于1929年，而且文中出现了如“摩托车”“公司”“沙利文”（2）等当时的新鲜词汇，我们可以推知，小说的背景设定应该在20世纪20年代。当是时，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解放——新文化运动刚刚完成不久，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提倡思想解放、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浪潮，这股浪潮对青年人的影响恰恰最为深刻。“我”便是受到这股浪潮影响的青年中的一分子。

面对淫淫的梅雨，普通人都心生厌恶之情，而“我”却能够“沿着人行路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夜景”，并能“从这里找出很大的乐趣来”（2），这说明“我”是一个有着生活情趣的人，而不是日日为生活奔波的苦恼的普通上班族。

最有趣的是“我”在回家路上的一些值得推敲的自我审问，如“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可以穿过去的时候走到对街去呢？我没知道”，又如“但我何以不即穿过去，走上了归家的路呢？”（2）。在这些场景中，“我”注意到了路况，也非常熟悉这条路的规则，“我”明明可以走过去，走上归家的路，却没有，这可以看作是下文偶遇事件的伏笔，但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反应出“我”内心一种隐晦的期待。“我”是一个具有新思想，对生活充满期待的年轻人，虽然已经有了平淡的家庭，但潜意识中必然会有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受到梅雨天舒和浪漫氛围的诱发，便迫使“我”去期待一些不寻常，或者说，去制造一些不寻常。这些现象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我”走路而不行的异常举动。由于来自潜意识，因此即便“我”进行自我督察，也无从解答。

二、“我”是一个荷尔蒙旺盛，情感充沛的男子。“我”初见少女时，不可避免地先注意到了她的外貌，而少女姣好的容貌和匀称的身材，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的“露着烦恼的眼色”“细淡的修眉”，已经足以吸引我，使“我”“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而当雨滴打在少女的身上，“我”便开始注意到面容以下的部分了。“两只手臂已被画出了它们的圆润”“前胸”“肩臂”，且担忧到“让衣裳贴着了肉倒不打紧吗？我曾偶尔这样想”。可以读出，“我”的一些本我的冲动已经隐约地露出端倪，“我”是一个荷尔蒙旺盛的人。

接下来的重要情节是对少女的误认。经过努力的思索之后，“我”终于记起，这位少女像极了“我”的初恋少女。此时的“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妻子，并且与初恋少女分别已有七年。尽管有着七年的间隔，“我”仍“不时在梦里，睡梦或白日梦，看见她在长大起来……”，可见，“我”并没有忘却这位已经离别七年的初恋情人，仍时常心念着她，所以在遇到一位容貌相似的少女的时候，会误认成她。这个念头还如此强烈，以至于后来少女说出的姓氏与自己的初恋情人不相符的时候，“我”竟认为是少女在说谎。可见，“我”的内心情感十分之丰沛。

三、“我”是一个仍受制于家庭和传统道德的束缚，意欲摆脱平淡的生活却不得的形象。虽然这是一个由“我”内心的不安定引发的故事，但在作者笔下的意识流描写中，道德观念对“我”产生的限制依然随处可见。“我”的人格结构中，本我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我”对自己行为掩饰。如“我将伞沉下了些，让它遮蔽到我们的眉额”，因为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违背家庭道德（其实并没有），恐于流言，他将伞沉下以阻挡他人的目光。如文末“我”对妻子撒谎，并为了证实谎言少吃了夜饭，这也是本我的表现，是“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以及家庭的和谐，在理智支配下的行为。

而超我的表现则更多体现在一些不可见的心理活动以及自我解脱。如“我”在路上看到一位倚着柜台的女子，觉得她像极了自己的妻子。这是来自社会道德规范对“我”的压制，“我”恐于自己行为出格而被察觉，越恐惧，恐惧便越真实，最终使妻子的形象投射在了女路人的身上。再如最后“我”发觉少女并不是自己的初恋情人之后，觉得“很舒适，呼吸也更通畅了”，“在身旁由我伴送着的这个不相识的少女的形态，好似已经从我的心得樊笼中被释放了出去”。社会道德的束缚，使“我”努力地将自己从沉迷的状态中解脱，当发现了少女身上“丑”的一面的时，“我”的解脱就算完成了。这是一种自我规范。

综上所述，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已经比较明晰了。文中“我”的形象，也正影射了当时社会上一批渴望自由却又受社会道德束缚的群体，这种现象可大可小，小至文中的家庭层面，大至整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文化层面。小说深刻地表现出处在思想革新浪潮中的那一代青年心中的期待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