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对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很重要，重要到有时能决定人生轨迹。
那时的户口，商品粮户口，意味着粮油关系，意味着有资格在城里上学，意味着初中毕业可以报考技校然后包分配，意味着可以作为待业青年等着吃公家饭。孩子的户口随母亲，没有本地户口的小孩，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要磕头求人的。所以作为结婚对象，市里的男人通常不会考虑县里的，而县城的也会将农村户口的排除在外。我的一个闺蜜，曾被我单位的帅小伙属意，但最终他打了退堂鼓，因为闺蜜的户口在县里，而当时尚无商品房概念也就不能买房落户。想想国人真是悲哀，出身、户口、地域，都可以任意左右婚姻，而爱情却显得那么软弱无力！
我痛恨“商品粮”这三个字，它像一匹乌云示以狰狞，几乎笼罩了我的童年和少年。那种寄人篱下的屈辱和莫名强加的自卑，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成年后的心理性格，无论我表现得多么自信、豁达、大度，也知道它还在那里，在你低落消沉的时候，时不时出来啃噬一下。
我们家四个孩子都出生在农村，全家除了父亲在县城机关当干部，其余都不是商品粮。父亲在南京工作过，当年曾有一次举家迁往南京的机会，奶奶坚持叶落归根不肯随同，父亲是长子更是孝子，一把撕了准迁证。那时并没有我，后来我埋怨过他，有南京人不做，让我当个南昌人都那么艰难，父亲却说，去了南京大约不会生我。
幼时在农村很快乐，而且常有些优越感，因为我的父亲不是拿锄头种地的，他每个礼拜六下午骑自行车回家，总是有惊喜带给我们。记忆里他的二八大车是个魔术箱，会变出好吃的、好玩的和新衣服。我有塑料玩具，花裙子，小皮鞋，小伙伴们都没有，在农村也没有谁家像我的父亲这么疼女儿。
那时并不知道世上人是分等的，有些人生下来就比我们高级，直到七岁进县城读书。我一口的乡下话，听不懂老师讲课，汉语拼音怎么也读不准，每天都留堂到天黑。上来的时候政策规定不能全家解决商品粮，大姐当时已经在乡里做赤脚医生，就只解决了二姐一个指标，而我和弟弟成了“黑人”，每个月家里都要去粮站买议价米才够吃。低年级的时候开学都是父亲去跑，不知道户口会带来什么不同。记得的大概四年级开学报到时老师会交待带户口本去学校，问父亲才知道我们家里拿不出，没有商品粮就交不上学费，也就是说学校不收你。然后父亲会去学校找关系，通常要好几次才能把钱交上，而且要多交许多，我这一年才能踏踏实实读完。
随着慢慢懂事，听到每年父母都会商量去找谁谁，通过什么关系去找，送什么礼，看有没希望解决我和弟弟的户口。家里孩子多只有父亲一人挣钱，弟弟和我自小身子弱常往医院跑，送礼实在拿不出多少，母亲常剥许多花生米，一袋袋装好留着送人。我总是企盼哪天父亲带回来好消息，可总是看到他要唉声叹气几天。记得有一年可能学校比较难办，议价的也交不上，逼得父亲想刻个假章盖在户口本上。我害怕极了，怕学校发现了会开除我，哭着让爸爸不要，我们再去求老师。连孩子上学都无力保证，那时父亲的心很痛吧……
因此，大人们特别是母亲，时时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考上学校国家分配工作，有铁饭碗就有了户口，再不用去低头求人。父亲说，考不上我和弟弟只有回乡下种地，可我们家已经没有地了，又没有工作那就没饭吃。我以为真的是这样，家里人都在县城，我也不会种地，一个人去乡下，晚上睡觉都不敢。只有成绩好校领导才会网开一面，让没有户口的我留在学校为升学率做贡献，只要成绩好就能考上改变命运。我非常刻苦，用名列前茅的分数建立自信，甚至跟着新闻联播练习普通话直到没有一点口音。年少的我倔强气盛不肯服输，要凭努力自己证明自己，而不是由那一页纸来界定。
对商品粮身份的渴求，导致父母让我初中毕业就去读卫校，他们实在害怕女孩子高中不稳定，而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保证自己一定考得上大学而且是好大学，尽管高中老师为留住我承诺不交学费也可以读那所重点，大学梦终还是就此断送。
还是因为户口的诱惑，我留在了城市。毕业分的单位极不理想，我哭着不愿意要回县城。父亲说户口过八一桥最少要5000块，好歹是市里呀！那是1991年，我月工资108，价值5000元的户口决定了以后的路。
报到上班第一件事上户口。我们是集体户，由单位开介绍信自己去上粮油关系，所属西湖区立新路粮站。那里的人牛皮哄哄脸好难看，不是没上班就是打毛衣把你晾那儿半天，去了好几次才办成。拿到证明那天，想到自己终于也算城里人了，可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时粮食已经放开，只要有钱买多少都行，再不是原来那种又贵又差的议价粮。而我的同学们开始在市里经商立足立家，或者南下广深开疆拓土，户口制约不了飞扬的青春。
二十年后，我生于斯的那片农田被征用，立起了恢弘的西客站，省政府搬迁于此，我曾经那么渴望迁进户口的县城直接纳入市区版图，它们都成了省城的新区，我的众多父老乡亲一夜之间全成了“省里人”。
商品粮早成了历史名词，但户口还是存在的。在北上广深，在富庶发达地区，有多少蚁族们渴望着那张身份证得以安居，得以和当地人一起坐下来喝咖啡，犹如我当年对不用惴惴不安有书可读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