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为了拯救黎民

当你走入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第一眼,就会看到一尊雕像伫立在正门前。

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却没有太多的书卷气。面容清瘦,目光炯炯,神态毅然。

紧攥着的左拳头里好像有一股劲,把他整个人撑起在寒风里。

他好像时刻准备着冲锋,或者赴死。

他的名字,叫魏拯民。


1909年2月3日,在山西省屯留县王村的一个普通农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没有史书里为了虚饰王侯诞生的天赋异象,但在未来,这片即将布满战火的大地上,将屹立起一个个如他一般不屈的灵魂。

年少的魏拯民就表现出不俗的志气与远大的理想,他认为:

“在世间为人,总得有为国为民的志气,不得遇事坐视旁观,采取毫不关心的态度。”

就在那个军阀割据人人自危的年代,能有一位少年,发出如此豪言。他的话语好像与与无数壮志者,与无数革命者的声音越过时光,冥冥回响,掀开了时代的巨幕。


高小毕业后,父母给他娶了媳妇,让他种地养家,可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魏拯民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

16岁那年,在外祖父的资助下,魏拯民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五百多里山路来到太原,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都深刻的意识到变革的意义,一股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浩荡春风吹入各地学校,也自然包括魏拯民所在的县立第一中学。

在爱国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下,学生们的热情空前高涨,正是这样的氛围激发了魏拯民的爱国热情。他加入该校青年学会,和同学们接触到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书刊《向导》《新青年》《民国日报》等。

一颗热忱的种子,终于找到了他的土壤。

在那里,他更是结识到了校学生会主席,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彭真同志,在彭真等人的引导下,魏拯民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魏拯民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不久后于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终于,在几番辗转后,他的报国之志,得以施展,爱国之心,得以实现。


上党落子《魏拯民》剧照

加入共产党的魏拯民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地辗转在北平,安阳等地。1930年5月,在北平期间,魏拯民和几名党员一同创办了刊物《锄耕》,他负责承包了撰稿、印刷、装订、邮递等工作。

魏拯民在《锄耕》上发表文章,以锋利笔法和具体事实揭露屯留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桩桩罪行,申诉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当地群众哗然,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争相传阅,进一步唤醒了民众的反抗意识与革命热情。

革命的事业如火如荼发展,但就在这片并不安静的大地上,没有人意识到,战争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中原大地上。


1931年9月十八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掀开了战争的序幕。不到三个月,东三省沦陷,中原动荡,神州陆沉。

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兵不废一兵一卒,占领东三省的沦陷,爱国志士无不愤愤,各地的革命者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在沦陷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魏拯民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作,曾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后被派往东满,他走遍了各根据地和游击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

在东北的游走工作,无疑使魏拯民的思想觉悟与能力是一次成长,他看到伪满政府的卖国求存苟且偷生,他看到占领地人民悲惨的命运。他们或不甘愤怒,或盲目麻木,这片收到侵害与背叛的土地也许暂时低下了头颅,但耳边的枪声提醒他,这个民族还没有屈服。


后来魏拯民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任政治委员,联合东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

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时,起草《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一切力量协同作战。

1935年夏作为东北抗日游击的唯一党代表,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1936年3月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政治委员。

而东北抗日联军,是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


在东北抗战史中,作为东北联军“二把手”魏拯民理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魏拯民的军事指挥能力十分优秀,在战场的表现也是非常出彩。

他曾同被称为“满洲一只虎”的军长王德泰配合,指挥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与抗联兄弟部队配合作战,扩大了抗日游击区。

1936年7月后,魏拯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与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金川、桦甸等地打击敌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同时,魏拯民在部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政委。

他说“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量打击敌人,咱们抗联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做政治宣传员。”

他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经常举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撰写文章,出版刊物,还亲自编写政治课本,组织指战员学习,以提高抗日联军指战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

也正是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这支抗日队伍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成为了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


1935年秋以后,南满省委和南满地区的抗日联军完全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日趋严峻,抗联战士们在严寒中与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缺物资、缺装备、缺给养,他们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

魏拯民将军1940年4月在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写的那样“……在1935年秋,就完全断绝了与中央的联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人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声息,长期闷在鼓中……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


在这种完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不顾严重的心脏病、胃病等疾病的折磨,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重建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他在部队缺少干部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到地方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认为,“革命运动是群众的运动,若没有群众参加的话,革命是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即使是如此困境,魏拯民依旧理智清醒,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总司令杨靖宇相继牺牲后,魏拯民承担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直接指挥军事作战的双重重担。

他呕心沥血,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长期患心脏病和胃病,因环境恶劣、工作繁忙,病情日趋严重。但他始终以坚强毅力忍受着疾病折磨,从未向战友们透露病情。同志们见他日渐消瘦都为他焦虑担忧,而他总是神情自若地说:“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有病。”

敌人原以为在杨靖宇牺牲后一路军将一蹶不振,但一路军仍在英勇战斗的事实使他们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代彼指挥”,“甚至还全部消灭了我们一个团的讨伐队”。

古有书生铁肩担道义,魏拯民的那一双看似书生的柔弱肩膀上挑起了一个民族的重量与希望。

在魏拯民抱病征战半年之后,无情的病魔迫使他离开部队到桦甸市抗联密营休养。

1941年3月8日,因叛徒的告密,100余敌人突然包围了桦甸市四道沟抗联密营,重病之中的魏拯民率7名抗联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


在长白山的墨岭雪原之中,只留寒风悲鸣呼啸,弹奏着一曲英雄的挽歌。

魏拯民的原名叫关有维,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曾经用过10个化名,魏拯民就是他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以后一直用的化名。

想象一下那个书生模样的人,毅然的背影,他用名字告诉我们,此去,为国为民。

这是魏拯民的故事,也应该是许许多多人的故事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也很讨厌。

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为什么?

我们有什么权力,或者说资格去忘记这些名字?

就像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辣笔小球”侮辱烈士事件。总有这么一群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自以为懂得很多,自以为能够看破世间的虚妄,高傲且愚蠢地质疑一切善良的热忱的,高尚的意志。通过颠覆污蔑纯洁来达到掩盖自己内心污秽的目的。

欲盖弥彰者,不攻自破。真正的高尚不该也永远不会被掩埋。


“黄昏将至,我吃着白米饭,喝着可乐,想不通为什么这些身强体壮的士兵为什么会死,我在深夜惊醒,突然想起,他们是为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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