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条“高晓松回信大学生我和你一样焦虑”微博引起了我的注意
写信者是一名临近毕业的武大学生，本已找好的工作，因受疫情影响而告吹了，面向临近毕业的自己，他感慨，相比“诗和远方”，他连眼前的苟且都岌岌可危；他焦虑，“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这代人还有资格提梦想？”
作为一位清华肄业生的高晓松，出身书香门第，作为那一代人，他是幸运的，
赶上了高考，站在了改革开放风口上，在音乐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然后迈进了阿里巴巴，让“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然而，即使拥有着大部分人憧憬的“诗和远方”时，高晓松也坦承在午夜梦回之际依旧会有“心悸”。
北大有个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经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中谈到，在北大他遇到许多成绩优秀，但是却有“抑郁症”倾向的学子，严重者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乃至有自杀行为。
这种情况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足，总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头”。
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
还记得在《奇葩说》中，高晓松曾经炮轰“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好”的清华博士生：
可见，这种“无意义感”即使在学历高的人群中依旧存在，而这背后其实是“空心病”。
教育的功利化是绝大多数“空心化”的源头
当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就是“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我们的教育简单而粗暴--“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一切向分数看，忽视了对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所以网上有个段子：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不，体育老师没有上过课”。
教育本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职业(无意把教师神圣化，只是想表达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行)，教育应该如西塞罗所言：“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
而现在的学生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抹杀了人的存在意义，而不是让一个人这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活着，或者说，我们的尊严、价值、意义全都成为了用分数来衡量的商品，所以我们成为了一个一个的工具人。
其实，带有这种焦虑的不只是“学生”，还包括许多的上班族，乃至光鲜亮丽的白领。
之前的“996”工作状态称为一个全民讨论的话，以至于很多人评价“现代的年轻人太不能吃苦了”或者“每天就知道抱怨”。
但其实，我们不仅不怕吃苦，相反在60、70后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福利后，经济下行和生存成本的剧增的当下，我们能做的便只有“996”的加班文化，用所有的时间继续拼、继续扛、继续挣钱。
但是，让我们恐慌的是，我们的努力在时代的洪流席卷中毫无意义。当我们从这种拼搏的背后看见的，感受的到只有人的工具化，并且我们发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苟且。
所以很多人用“社畜”来形容自己。
无论是戏谑还是自嘲，看不到希望的未来，举步维艰，没有喘息的空间，能做的只有勉强维持着生存，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缺失，间歇性怀疑人生，持续性负隅顽抗，实际上大部分成年人也是“空心病”患者，特别是80、90后。
抛去人的工具化，摒弃教育的功利化，赋予生命以尊严，价值，意义，让我们的成为”人“，成为一个”生而自由“的自由人，而不是一个”无往而不在功利枷锁中“的工具人。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我想说，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的价值，让他知道“人的价值就在于人本身”，而不是用功利去衡量他的价值，更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工具存在，否则，即使如高晓松般找到工作，财务自由，依旧挥之不去“午夜梦回”的心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