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与诸弟书》，略有小感。
这是在1844年，曾国藩任京官，职务为“侍读”，此职是内阁里一种勘对本章、检校签票的文官，职级大概是正六品或从五品。
在这封字数不足六百字的家书中，曾国藩给四位老弟讲了许多肺腑之言，思想和哲理的容量很大，让人读之很受启发和教育。
简单梳理一下，这封家书中主要讲了这样几个意思。
——“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这是曾国藩反复自勉的座右铭，也是劝导诸弟、后辈和别人常说的话。他从四弟作诗说起，说四弟作的七夕诗很好，已经详细作了批注，并说“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曾国藩也是喜欢并坚持作诗的，他接着说，“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对于作诗，他虽然公务繁忙，但“无时敢忘之”，有志有恒的坚持自在其中。
曾国藩是这样，古今中外的人也都如此，有志有恒，当是成就事业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力。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这里，曾国藩拿进德修业与功名富贵作比较，来阐释他对进德修业的追求，也劝告诸弟如此追求，“切不可因愤废学”。他的意思，对于人来说，进德修业是根本，其他都是虚幻的，这一点真值得我们细思深思。
何谓“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何谓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在曾国藩眼里，这两样东西可以由自己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反之，功名富贵算是什么呢？曾国藩说，“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他这里特别劝他的六弟，“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在一个人遇到人生低潮“愤怨”的心境下，这种“不可因愤废学”的态度实在是太宝贵了，许多人可能做不到，但做到的话，那将是一种神奇的催人奋进的力量。
——“非知之艰，行之维艰。”
这是曾国藩引用《尚书》的话。一个人做事，难的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啊。他说，他的九弟劝他治家的道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他在反省自己以往“行”不够的弱点后，还自我鞭策道，“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以上三理，实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所在，对于我们今人来讲，也是人生的养分和甘露啊。人生中什么靠得住，“志”和“恒”靠得住，进德修业靠得住，有知有行靠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