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天盖地式的网络宣发环绕观影人群时，意味着还在叛逆期的“网络一代”可能会给这部电影差评，一旦电影没有超常发挥，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豆瓣给它一星！
然而如果冷静下来，看看张艺谋的第二十部电影——《长城》，我们会对这部商业大片抱之欣慰，至少，它除了让你吃到爆米花，还送你一杯叫做“东方文化”的热茶。
故事讲述的是宋朝年间，驻守长城的禁军将领为了迎战怪兽饕餮，和西方的雇佣兵威廉联手保卫人类的安全。
这样一个故事框架，只要略知好莱坞商业片套路的影迷，都会对此莞尔一笑，这不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拯救全人类的故事吗？当下最流行的超漫电影就是这个模板啊？张国师也来凑热闹了？
事实还真不是这么简单，《长城》用“长城”这样一个中国最显著的符号，在好莱坞商业故事框架内，对比中西方核心文化的差别，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用“怀柔政策”招安了西方文化。
104分钟的《长城》虽然是由六位西方编剧打造的，但是它其实讲了两个中国理念：家国情怀和“信”。这两个理念无疑都是儒家最为重视的，家国情怀为“公”，要求士人达济；“信”则是“私”，要求士人修治。
对比西方来说，尤其是以马特·达蒙饰演的威廉，他对于公的理解就是“父亲的缺失”，这是一种底层心理，“无父”的潜意识，让他也无国，所以他对景甜饰演的林将军说：我没有父母，我也没有国家，我可以为任何国家效力。
建制了第一层意识形态冲突之后，紧接着，在跳不跳下长城的情节中，林将军和威廉在长城上产生了第二层意识形态的矛盾：信。
景甜坚守的是儒家准则，“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些才是中国的底色，作为儒家势力的顶峰时期——宋朝，自然更是要求按照儒家理念行事。
儒家的“信”要求的是“众信”，意即集体意识，集体不互信，自然受困，说到底，这就是一种“信社会”的造势，长城上的守卫禁军之所以能够威严振奋，就在于他们能够互信。
然而威廉代表的西方文化则是个人，他只相信自己。当林将军问他要不要跳下去时，他表现出的是质疑和不屑。其实这里并不能责怪威廉个人，如果周围的氛围都是不信任，那你再信别人又有何用？反之，如果，周围的人都深信于你，你又何必不信他人？
当建立了两个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后，电影接下来的作用就是解决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对立，这才是本片的看点。
张艺谋的影像能力，正如强大的儒家文化造就的中国人一样，他不给你一个解决矛盾的途径，而是给你一个矛盾消解的氛围，让威廉看到无数士兵为了守卫而牺牲，当他知道林将军让他可以带着黑火药回到故里，感化就出现在此时。
有趣的是，威廉在成为拯救东方的英雄后，并没有留在东方，这或许是编剧留给观众的一个潜在话语：东方的文化造就了西方的个体英雄，但是不代表西方就会顺从东方的“招安”。
这可能就是现在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一种态度：我承认你现在很强大，但是我们西方有自己的底色。
《长城》作为一部合格的商业片，它可能流连于场面调度和文化氛围的营造，粗陋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让很多将领的出现成为匆匆过客。
然而对于很多人质疑张艺谋的能力，我则表示相当不解，一个执导了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导演，在场面调度上可以说国内无人可及，用“烂片”来对《长城》敷衍评价，其实这表明的恰恰是自媒体时代的一种跟风。
毕竟，转型后的张艺谋，要求他用继续拍《红高粱》和《菊豆》的手法来拍摄商业片，这种想法不仅幼稚，而且无知。因为这缺乏最起码的“商业片”和“艺术片”差异的电影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