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这时代的，然而翻阅先生一生，却仍不免倒吸一口冷气——原来人竟可以困顿至此，文字竟可以锋利如斯。
绍兴周家少爷的乌篷船，终究摇不进民国的月夜。眼见着家道如深秋落叶，一层层剥尽体面。绫罗换上布衫，砚台押作药钱，连那点江南书香也渐渐被典当得稀薄了。读书人最苦的不是清贫，倒是这从云端跌进泥里的清醒——他偏又睁着眼，把每一步坠落都走得清清楚楚。
后来漂在东京，浸在北京，蛰在厦门，栖在广州，最后困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几起几落，倒像他手中那支烟——明明灭灭的，总不肯彻底熄了。早年的长衫还留着叠痕，后来竟连头发也懒得理，任它一根根竖着，如投枪，如匕首。这哪里是疏懒？分明是把血肉都熬成墨了，哪还顾得上皮囊的体面。
最惊心动魄处，是看见先生如何将一生的奢与俭、起与落、雅与野，都锻成了文字。那些锦绣文章的背面，满是典当票的折痕；那些犀利词句的缝隙，还漏着咳嗽声。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白话的《离骚》——前半卷写尽人间的败落，后半卷却偏要铸出地火，要烧穿这铁屋的顶。
从前读《呐喊》，只见着冷；如今听完全传，才懂得这点冷是从怎样滚烫的心里淬出来的。一个把脊梁骨当笔杆使的人，写下的自然都是带血的字。这时代仍需要这样的字——需要它刺破些什么，照亮些什么，哪怕只是让几个人在深夜里，再也睡不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