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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试译《刺客的斗篷——世界名家日记选集》中7月29日收录的英国日记体作家和业余板球运动员查尔斯·格雷维尔（Charles Greville）写于1837年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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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译：
走路去了牛津街，回家时打车。出租车司机坚持要两先令，我不答应；他还是坚持，我就让他把我载到警察局，警察局要了保证金以做仲裁。我走路回了家。
碰到查尔斯·格雷维尔这样的事，我们会怎么做呢？大部分人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直接给了两先令，要么换个司机。但查尔斯·格雷维尔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许人人都有自己想要较真的地方？较真，好还是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