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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卫风 瞭望理想国
摘要：这是波兹曼的盛世危言，但我们并非反电子化、网络化，我们在式微的严肃阅读中渐渐迷失在娱乐环境。就像《娱乐至死》的最后结尾，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了。
我是卫风
我猜，你一定是一个喜欢深度阅读的人
全文共3049字，阅读大概需要5分钟
奥巴马在选举结束后哀叹，我们“身处的时代，流传着大量经过精心包装的虚假信息，不论是浏览Facebook页面还是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我们泅渡在信息的海洋中，而尼尔·波兹曼在三十年前就在《娱乐至死》中写道——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大变化中的探索与哀悼：印刷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
你无法想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咎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还在总统竞选问题上给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尼尔·波兹曼直言，“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表达的最好方式。无论是各种各样的搞怪表情包，一瞥而已的书与诗歌……这些都随着媒介的发展在匆匆历史的河流中渐行渐远。
为什么印刷时代与电视时代之间的转变会引发如此大的忧虑？
波兹曼相信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即“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生活在印刷时代的波兹曼面对新兴的电视媒介，他看到电视上呈现出的政治、经济、文化或许都一改前貌，汇聚在电视媒介的脉搏上。
但是，他又对此提出修正“媒介即隐喻”，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来定义现实世界。从语言、文字到电报、电视、互联网，媒介发生了改头换面的转变，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隐喻，这种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印刷时代的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理性”，而对电视的统治则不屑一顾，电视的话语是无能而荒唐的。作者随后用两章的内容展示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和思想，之后的章节分别从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展示电视在公众事务领域所表现出的力量。
他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 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的地位不再平等，就像有毒的河流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些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为什么相比文字化的内容，图片化、视频化的内容更受大众的青睐与喜爱？
在这本书中，他解释道，印刷文字在一定程度是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印刷术带给各阶级人们思想范围内的平等，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阅读能够给予人们理性思维的探索，人们在被印刷的铅字中跟随着思维的步伐前进并且需要具备着足够的批判能力。
“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印刷铅字垄断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
单纯的文字表达能够垄断人们的注意力和思想，然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更容易让人们直接、明了地接受传递的信息和内容。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就这样产生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对文字的“崇拜”，一种是对图像的“沉迷”……
电视创造了新的认识论，而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唯一功能——娱乐。虽然美国1969年发行一部帮助儿童学习的《芝麻街》电视节目，但是波兹曼认为这种颇具“娱乐”的教育方式并不可取，“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儿童们便拥有着富丽堂皇的理由观看电视节目，父母们便也安心地把儿童放在电视荧幕前。但对于如今的儿童来说，电视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图片化、视频化的内容传递的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波兹曼写道，我们的眼睛代替了耳朵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往往根据一些电影、电视连续剧改变的文学著作只能在当下红极一时，但是真正的文学经典是那种能够沉淀下来成为国民的精神世界。
当然，平面文字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果不能靠大脑去脑补想象，那也只能靠图像来弥补。过多的图片化、视频化内容反而适得其反，大量过度泛滥的信息、碎片化的文字只能我们踱步在那个“躲猫猫的世界”。一会这个思想，一会这个语句……
为什么“娱乐业时代”的碎片化思维让我们如此忧虑？
作为波兹曼那个年代的新兴媒体，电视受到了他的批判性思考和对美国文化的探索。对于电视陪伴我们成长的这一代人来说，电视有时是束缚我们的脚链，有时是消遣娱乐的工具，有时却也是开拓眼界的匣子。
然而，今日一切的情况都在变化，互联网的发展超乎每个人的想象。手机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我们成为互联网息息相关的用户，碎片化的内容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情景。“刷”成为我们的日常动作，刷微信、刷淘宝、刷微博、刷热点、刷朋友圈……手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器官”。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这个似乎是电视媒体上常用的语句。波兹曼提出，电视为真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真实性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讲述者的一举一动，面部神情都凸显着真实性的意义。从他分析的宗教媒体、政治演讲到电视广告，电视媒体一步步靠拢于娱乐。政客提供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广告通过艺术性的表达吸引眼球。对于书籍来说，电视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阅读行为、阅读仪式伴随着互联网的信息爆炸也随之改变。我们不再苛刻一字一句的描写，泛阅读的阅读方式成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娱乐。就像是停留在阅读的一种姿态，眼睛“刷”一下屏幕，手指轻轻滑动页面，就可以轻松浏览。而多媒体平台为了迎合读者浅薄、轻松的阅读需求，内容上的主动轻薄。碎片化的思维就这样轻松地麻痹着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知识忧虑只是对信息多元化资讯的渴望。
我们在媒体的包围与泛滥中似乎人人都可以发声，但人人却又都像是被引导着。步伐快速的节奏、行动匆匆的来往，让我们路过了太多太美的风景，然而却拥有着越来越少的时间去刻印在脑海中，品味、吸收。
就像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描述的：“学习阅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习‘破解密码’的过程。当人们学习阅读时，人们是在学习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静止不动。自我约束不仅对身体是一种挑战，同时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句子、段落和书页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
赫胥黎预测，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了一个未来独裁统治的恐怖情景，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以讽刺的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毫无疑问，波兹曼选择了后一种忧虑，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是波兹曼的盛世危言，但我们并非反电子化、网络化，我们在式微的严肃阅读中渐渐迷失在娱乐环境。就像《娱乐至死》的最后结尾，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了。
作者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继麦克卢汉之后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认为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人们实际上是生存在媒介所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发展出了“媒介即隐喻”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