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越读越觉得历史有时比小说还荒诞。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中国大地上有两个太子——北周的宇文赟，南陈的陈叔宝。这两位爷，一个比一个能“作”，硬生生把自家江山作没了，为杨坚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今天咱们单说陈叔宝。
陈叔宝当太子时，想任用自己的亲信江总为太子詹事。江总何许人？文采斐然，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但品行如何，朝中自有公论。吏部尚书孔奂一句话点破本质：“江总有着潘岳、陆机那样的文采，却没有东园公、绮里季那样的真才实干。”
这话说得多客气。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人只会写文章，不会办实事，不能让他辅佐太子。
太子不高兴了，亲自找皇帝要人。皇帝耳根子软，差点答应。孔奂急了，上了一道奏折，核心意思是——太子文采已经够好了，缺的是敦厚稳重的导师，不是又一个文人。皇帝问那谁合适？孔奂推荐王廓。
太子当场怼回去：“王廓是王泰的儿子，不适合。”孔奂也不含糊：“宋朝范晔就是范泰的儿子，也当过太子詹事，前代人没觉得不妥。”
这场面，想想都精彩。一个太子，为了一个江总，跟一个吏部尚书在皇帝面前唇枪舌剑。
结果呢？太子赢了。江总当了太子詹事。
后来的事，《资治通鉴》记得清清楚楚：江总和太子彻夜饮酒，收太子的良娣陈氏为养女。太子屡次不出访，跑到江总家游玩。皇帝大怒，免了江总的官。
读到这里，我后背发凉。
一个王朝的储君，身边围的是什么人？陪他喝酒的、帮他收小妈的、带他翘课的。孔奂这样的忠臣，他恨之入骨。皇帝想提拔孔奂当左仆射，诏书都发了，被太子搅黄了。
这不是陈叔宝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选人用人机制出了问题。
太子想用什么人，不想用什么人，凭的是个人好恶，不是国家需要。孔奂看得明白——江总有文采，但太子缺的不是文采，是德行，是格局，是治国理政的本事。可太子不这么想，他觉得江总懂他，能陪他玩，这就够了。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职场里那些事。多少领导选人，选的是能陪自己吃饭喝酒的，而不是能扛事干活的？多少团队毁在“我喜欢”三个字上？
陈叔宝后来当了皇帝，也就是陈后主。他干了什么？写《玉树后庭花》，宠幸张丽华，最后被隋军从枯井里捞出来。而当初那个被他百般阻挠的孔奂，早就被边缘化了。
有意思的是，陈叔宝的太子之争，和北周太子宇文赟的表现如出一辙。宇文赟也是荒唐透顶，二十出头就禅位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纵情享乐，二十二岁就死了。杨坚捡了个大便宜，轻松篡周建隋。而南陈这边，陈叔宝接力“作死”，杨坚又捡了个大便宜，南下灭陈，天下统一。
有人说杨坚运气好。可仔细想想，真的是运气吗？
杨坚运气好，是因为对手太能作。但对手为什么能作？因为选人用人的机制烂了。孔奂这样的明白人上不去，江总这样的马屁精下不来。忠臣被排挤，小人被重用，一个王朝的气数，就在这一次次人事任命中耗尽了。
读史至此，不禁感慨：一个组织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外部压力，而是内部选人用人机制的失灵。当“我喜欢”压倒了“我需要”，当“会来事”打败了“能干事”，这个组织的败亡，就已经注定了。
杨坚的运气，是陈叔宝们给的。而陈叔宝们的“作”，根子在制度，在人心，在那一次次看似不起眼的人事任命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读陈叔宝，读的是历史，照见的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