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份简单的回忆笔记之前，我考虑了很久到底是写项目，还是写黎巴嫩，贝鲁特这个城市。因为这两者实在相差太多——在我们居住的贝鲁特，人们夜夜笙歌，酒吧通宵不眠；而我们要前往的，位于黎巴嫩与叙利亚交界处的难民营，是在地图上被标红的危险地区。可以想象，在贝鲁特与难民营之间往返的我们，经历着怎样的心理冲击：前一天晚上可能正和当地人一起在summer festival上跳舞，或者凌晨在酒吧的lady’s night上喝醉大笑；第二天可能在40多度下没有空调的教室里，试图提醒一个望向窗外发呆的孩子，或者制止一个孩子将白乳胶涂得满头都是。思考再三，决定还是将重点放在项目本身，聊聊项目和孩子们。
首先要说的是，很可惜我不能提供大量关于项目的照片，一方面是当地项目方出于保护孩子和政治原因的考虑，在项目初期禁止我们拍照，仅在最后几天允许大家拍照留念；另一方面，我实在是不愿意牺牲真正能陪伴他们，或者可以和他们玩耍的课余时间，去摆拍一张合影。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女孩子们在午休时给我编了一个麻花辫，并且抢过我的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自豪地拿给我，问我她们编的辫子好不好看。
志愿者们被分往了两个难民营，我由于到达的比较早，先后去了两个难民营。第一个难民营学校在刚刚翻过黎巴嫩山脉的盆地里，这里的孩子们大部分是战争前就离开叙利亚到达这里，年龄普遍比较小，也非常开朗活泼。第一天到学校时，本担心孩子们会害羞，没想到大巴刚在铁门前停稳，原本在碎石路上排队的孩子们全部冲到门前，抓着铁门晃动、爬上铁门，大声喊着“teacher! teacher!”；我们一下车，孩子们全部冲过来牵我们的手，把我们拥进学校里，趁着负责人沟通的间隙“疯追打闹”。甚至在课堂上，也是活泼得有些难以管理，上课时永远有人插嘴，一回头两个小孩可能已经溜出了教室。看到他们玩闹、故意调皮，有时反而为他们开朗活泼而高兴。
而第二个学校里气氛则沉重得多：第一天到达时，孩子们沉默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待我们；走近时只有木然的眼光跟随着我们；安排好课程和教室后，也是沉默而有序地走进教室。课堂安静得出奇，孩子们坐得端端正正，手工作业认真且迅速的完成，有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高配合度。负责人说他们大部分是在战争后离开叙利亚的。因此在这个学校，和孩子们相处时多了好几分小心翼翼。有时正上着课，一个孩子可能望着窗外发呆走神很久；画画时，一个孩子自己默默画了一只手枪，或者一幅全家福；吃午饭时，每个孩子都想再多拿一份食物……记得有一次上手工课，我们教孩子们做了一个可以带回家的杯子投篮玩具，每个孩子都可以做一个，也只能做一个。一个小男孩迟迟不肯参与，一言不发地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我和另一个当地志愿者哄了他很久，他说：我想做两个，带一个回家给我哥哥，他不能来学校。我们很像答应他，可是每个孩子都有好多个兄弟姐妹，我们答应了一个人，所有人都会要求额外的份额，带回去和兄弟姐妹分享。出于整个课堂的考虑，我们不得不拒绝了他。虽然他后来依然参与了课堂，但他失望的眼神让我深深感到资源有限的无奈。不过值得开心的是，整个课程进行了半个多月后，可能由于孩子们逐渐熟悉了我们，他们变得活泼了许多，甚至有一个全是男生的课堂有时会疯闹得难以进行。一次折纸课时，全校男孩子都为纸飞机疯狂了，围着我用阿拉伯语大喊“纸飞机！！！老师！！纸飞机！！！！”一个纸飞机还没有折好就快被抢走了；最后男孩子们一人一个纸飞机在碎石操场上飞时，满天彩色纸飞机的场景至今令我难忘。（可惜当时手机不在身边没有拍照）
最后附几张贝鲁特的照片，这个城市绝不像想象中那样衰颓荒凉，甚至当地人在聊到曾经的内战时，都不希望我们说一句“我很抱歉”。大部分开朗的贝鲁特人，用凌晨的舞曲，顾客拥挤的深夜宵夜店，和鲜艳而有设计感的衣着，告诉我们不要抱歉，活在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