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愚人节当天，朋友圈满满都是怀念张国荣的推文，感慨他的离世，也感慨他与唐先生的爱情。

最近在读柴静的《看见》，里面讲到同性恋者。“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张国荣与唐先生的爱情感动了很多人，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一个比例较小的隐蔽群体：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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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开始关注这个群体，是因为李银河。当年读王小波，知道了他的爱妻李银河。查阅她的资料、读她的观点，觉得喜欢。

多年后，她来深圳办签售会，我满心欢喜地跑去看。当时她讲到同性恋，说他们要么自己难以启齿，要么公开后也被家人逼迫与异性结婚生子：不是一个人的痛苦，是两个人的痛苦、两个家庭的痛苦。

柴静在《看见》里描写他们采访一个妻子的故事。这位妻子的丈夫是同性恋，但她并不知情，只是觉得丈夫很怪，想要跟他亲密的时候“他会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样子”。这位妻子因此一直看心理医生。九年后，妻子发现了丈夫这个秘密，两人抱在一起哭。“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是，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都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有一个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环境，能像常人一样呼吸正常的空气，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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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之前，中国刑法把同性恋定为“流氓罪”，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定义多是 “变态”、“丢人”、“怪胎”。但总有像李银河、柴静这么一小撮人，为同性恋的权利和歧视问题发声。他们的言论一旦发出，便让自己卷入被热议与指责的漩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每一次的讨论中变得更为理性，慢慢接受过去不接受的事物。这一小撮人功不可没。

名人宣布出柜，也促使大众重新看待同性恋者。张国荣、蔡康永、林奕华、何韵诗、库克……他们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很多人的偶像。他们勇敢地公开性取向，让大众知道，同性恋倾向由基因决定；同性恋者不是败类，他们也能发光发热。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但不知道，不等于不存在。过去，大多数人的概念中只有异性恋、同性恋以及双性恋三种，但当年李银河公开自己在王小波过世后与一位变性者同居17年，人们又认识了两个新名词：跨性别者、跨性别恋。李银河说自己仍是一个异性恋者，并不是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恋者”认同自己的性别，并且爱的是同性恋者，而“跨性别者”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比如说金星，她无法认同自己性别，于是做了变性手术，成为一个女人，她喜欢的是男性，而且她的丈夫也确实是一个异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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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说法：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

同性恋者更容易得艾滋病吗？医学研究已经明确给出答案：不是。在未采取保护措施得情况下，艾滋病病毒通过性交的方式在男女之间、男男之间传播。性伴侣越多，感染的危险越大。

柴静写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中部分人容易得艾滋病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而是因为滥交与无保护。自身的无意识使他们过于放纵与挥霍，而社会的压力加剧了这种隐蔽欲望的发泄。

“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异性恋者中有好人与坏人，同性恋者中也如此。但个别不代表群体，我们没有资格将他们污名化。

中国人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其实越来越宽容。社会制度也将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直到它能容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

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不分性别。愿人人都能拥有自由的爱、健康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