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二嫂。

当时她坐在二哥家的老式沙发上，仿佛怕弄脏了红色礼服似的弓着背，探着头。她盯着我，对她来说，我只是一个刚刚开门进屋的陌生小孩。

事实上，此刻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是她的陌生人，包括她未来的丈夫，我的二哥。

婚礼待到中午才开始。没有礼炮，没有司仪，没有傧相，没有红地毯。只是一群熟的不能再熟的亲戚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放了一挂鞭炮。

我记得那天很冷，黑龙江冬季的天空阴沉的可怕。

要下雪了。

宴席上，陪同二嫂一起来的翻译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笑话是这样的：二嫂刚刚偷渡过来的时候，看到东北农家大院里堆放的满院子苞米黄豆，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生产队吗？

也许我们应该笑，但这个笑话并不好笑。叔叔们出于礼貌干咳了两声，气氛旋即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

翻译以为我们没有领会笑点，又加了一句：

在他们朝鲜，只有一个生产队才能打这么多粮食！

后来二嫂学会了汉语，她讲起和妈妈偷渡过江时的经历，说的最多的只有一个字，跑。

她说朝鲜边防开了枪，她说领头的偷渡者一直在骂娘，她说那天很冷，透过封冻的江面，能看到头顶稀疏的月光。

二嫂一家人在朝鲜某个面粉厂工作，工资是没有的，厂子每个月给发些大米白面辣白菜之类，如果想吃鸡蛋和肉类，需要提前申请。

十七岁那年，二嫂的父亲去世了。

母女二人孤苦伶仃的生活了一年，日子越发难以为继。

于是娘俩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

偷渡是不用花钱的——前提是你必须同意，到中国听从蛇头的安排，嫁给某个中国人。你必须嫁，没有第二个选择。

二嫂的妈妈到了中国便嫁给了某个老头。几个月之后，我的二哥才通过蛇头，花八千块买下了二嫂。

没人知道她是否幸福，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二哥对她还是不错的，他是那种教科书式的中国农民，不会抽烟，喝少量的酒，偶尔吹牛逼，从不打女人。他给二嫂买过三金首饰，很多衣服，没让她做太重的活。

不过，两人之间缺乏交流，却是真的。

嫁人那年，二嫂才十九岁。即使抛开民族差异，她也比二哥小了十岁。

这样怪异的组合，岂会有感情？

一年多以后，二嫂给二哥生下了一个女孩。过了不久，这桩怪诞离奇的婚姻，终于发生了它应有的变故。

有人告密。

告密者是乡亲，是邻居，是电视剧里淳朴憨厚的农民伯伯。总之，为了二百块钱的举报奖，他跑到县城公安局，向民警检举揭发了二哥与朝鲜偷渡者成婚的事实。

于是，二嫂被抓了。警方顺藤摸瓜，在另一座村庄抓获了她的妈妈。母女二人锒铛入狱，二嫂哭着给二哥打电话，求他救救她们。

遣送回国，我们会死。她说。

这事从此朝着黑色幽默的方向越走越远。家里一干亲戚四处忙着打点关系捞人，不想对方却主动送上门来。那是一位用得起手机的公安局长，他打来电话，说，人在我这，不想让你的孩子没妈，你就要懂点事！

你会怎么做呢？

半年之后，二嫂和她妈妈出狱。她们从此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民。母女二人终于不用老死不相往来，她们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团聚，不必担心被人发现。

从此，二嫂变了。

二嫂妈妈生活的地方，是一座朝鲜族乡。二嫂去得多了，便结识了很多同类。她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习惯着同样的生活习俗。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孩子刚刚断奶正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二嫂回到家里向二哥宣布，自己要跟几位朝鲜族姐妹去城里打工。

二哥不希望她去。这位农民尽管老实巴交，也能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她这一走，便再也不会回来。

两人大吵了一架，从此陷入冷战。二哥藏起了她的身份证，不给她一分钱，他希望用断绝经济的方式断绝她的念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始终记住，二哥只是个农民，他没有那样的胸襟和洒脱。

春天，趁着二哥在地里忙活着插秧种水稻的时候，二嫂走了。

乡亲们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心思想造了她的很多谣，二嫂在外面被包养啦，二嫂在外面做小姐啦，二嫂在外面跟别人同居啦，总之没什么好话。

二哥从此也被人笑话，为了这个媳妇，花光了姑姑姑父几年的积蓄，最后人家却大步流星的走了，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丝温柔。

一切都是自找活该。

一年以后，二嫂寄来了离婚协议书。信里还有一张照片，她看起来胖了很多，身上也有了一种进城女人惯有的土气的时尚。她说自己在一家韩国人开办的饮料厂工作，还说自己不想回来了，让二哥不要恨她。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