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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立场，致所有为了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烈士前驱
“真没劲！白浪费我一个暑假！”外甥气愤地点着了一根中华，走到窗边，望向阴雨天的窗外，擤了两把鼻涕。
我外甥这个高二学生，被她妈，也就是我姐，千说万说才劝来我这里搞社会志愿活动。但现在，酒店负责人刚走，说这个厅临时要租给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办生日会，没法给我们用了。从带着外甥第一次去养老院，到外甥慢慢熟识老人们，再到活动方案的确立，我和外甥准备了一个多月。可是，厅说没就没，活动也说取消就取消了。
——“综合素质评价嘛，没法！刚好你这做志愿，就带带他。”我姐把外甥托付给我的时候和我说。我只好咧着嘴笑笑，看看这个我并不太熟悉的小外甥。事实上，只有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才常去姐家看他，现在也只有过年才会见面。平时我都忙着做我们的志愿项目。他也看看我，很不服气的样子，努着嘴，歪头故意很大声地问他妈，“你说的志愿活动就是这个？”她妈说是啊。他又歪着嘴，好像恍然大悟了一般，朝我喊：“舅啊！我给老年人唱英文歌行不？”
我尴尬地笑了笑，“老年人听不懂英文。”
“日文呢？”
“也听不懂，”我想了想，“还是别唱日文，我们养老院里有的老人不喜欢这个。”
“真土。搞志愿也要与时俱进好吗？”
我看了看她妈，她妈也只能尴尬地笑笑。看得出来，她妈也管不了他。
——我走上前去，从兜里拿出自己的荷花，磕出两根，站在他身边，给他递上一根。外甥瞥了眼，小声一啧，又掏出两根中华递给我。我嘿嘿笑了笑，把两根荷花收回去，耳朵上夹着一根，另一根中华给点了，同外甥一齐站在窗前。
外甥吸烟过肺，小声咳了咳，一大团烟气飘出。“无法无天了！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订了厅，凭什么那个搞房地产的一句话，咱们厅就得给他？”他很生气地捶了下玻璃。
“真没法，”我摸了摸他捶的那块玻璃，叹了口气，“就算我们把厅占着，老人们也参加不了这个联谊会了。刚刚那个酒店的人和我说，市工商局专门给养老院院长打电话，说场所必须得给房地产老板，局长也会参加这个生日会。到联谊那天，院长会把老人们都扣着不让出来。”
一阵沉默。窗外阴阴的冷冷的，飞过一只乌鸦。
“你们搞志愿的，经常遇到这种事吗？”他问我。
“我退役后做志愿做几十年了，这种事经常啊。几年前，也是准备搞联谊。有个老人，男的，心脏病，精神状态也不太好，一听有个煤老板要把联谊的场子给占了，气得要去找那煤老板理论。”
“然后呢？成功没？”
“没成功。偷偷从养老院跑出去，路上心脏病突然发了，倒地上就没再起来。被一个环卫工用三轮车拉回养老院的。”我抖了抖烟灰。
“啧。”他也跟着抖了抖烟灰。
“也是可惜啊，本来他参加完联谊就要去北京坐阅兵嘉宾席了的。”
“能在阅兵的时候坐嘉宾席？这老头什么身份？”他眼睛瞪得比他呼出的烟团还大。
“那我就给你说说吧，以前做志愿陪他聊过天。”我呼出烟气，烟气越飞越高，化作玻璃窗上白白的一片。
——那年他十九岁，靠在深山古道里给过路人带路为家中赚钱。
他家中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嫁到了西边山里，还有一个嫁到了南边山里，剩下一个嫁到了东边山里。父亲在他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不过父亲在世时十分能干，和一样能干的母亲一起在荒凉的山坡上开垦了几十亩土地。父亲母亲在山坡上搭了个小木屋，他就是在小木屋里长大的。
母亲老了，只耕得动一小块地，她的儿子又不愿死在田地上，她只好把空闲的土地租给其他农户。她与农户们平日都是客客气气的。当农户们收成不好时，她还会将家中的粮分出一部分送给农户们，来熬过没饭吃的日子。贫瘠的山坡上时而响起劳动的歌声，是农户们在放声颂扬他善良的母亲，也在放声痛骂曾欺压他们的上一任主子。
他在给人带路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给好几个骑着马或驴的商人带过路。将商人带出深山后，他准备伸手讨带路钱时，那些商人没搭理，像鱼儿一样翻身上驴，拍拍驴屁股，扬长而去了。更有一次，他遇到了几个败逃的国军，国军要他带路。马上天黑了，他本来是不想带的，但他还是带了，因为他注意到其中一个国军军官已经偷偷在身后拔枪了。一路上几个国军都在恶狠狠地骂着日本人，一边骂日本人，一边又啧啧称赞日本人的装备。他平日也听说过日本人十恶不赦的罪行。虽然他黝黑的脊梁正被国军军官用手枪抵着，但他的牙齿也恶狠狠地咬着，想吃了日本人。
那次带路之后，便很少有人闯入这深山了。有天，他听农户们兴高采烈地说：“八路军正在隔壁山上打鬼子，马上要打赢了。希望鬼子逃到我们这，八路军再跟着打过来，这样我们就解放啦！”他对这一番话并没什么触动，然而老母亲就不一样了。母亲瞧着本地越来越多有点钱或有点地的人都拼死拼活往外面逃，内心愈发惴惴不安，但她心中还是抱着某种不知对谁的信任，使她没跟着逃。
没过几天，在山窝窝里闲逛时，他就遇到了几个迷路的八路军。他带他们走出了深山。路上，他和这群八路军聊了很多。聊着聊着，八路军战士们开始劝他从军，一起保家卫国，一起赶走日本人，一起拥有自己的土地。他满腔热血，刚听到“赶走日本人”便喊出一声“好”，全然没听到还剩的一句话。
那天，他没回家。他穿上八路军的衣服，走了，负责打仗时给前线送弹药。
——“你怎么讲起故事来文绉绉的？”外甥问我。
我没回答，很憨气地笑了笑，把中华烟屁股往窗台一搓，又点了根荷花。
——过了很多年，他的身上多了很多伤。在平型关，他第一次上刺刀，就刺死了两个鬼子，那是他第一次杀人。打扫战场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左手少了两根指头，猛地想起来是被日本人咬断的。在河南，他的后背被大刀划拉出一道巨大的血口，所幸伤口不深，捡回一条命。在陕西，他的右小腿中弹。英勇的他怕麻烦别人，没打麻药自己用镊子把弹壳取了出来，随后又立刻扛着把步枪冲出了伤兵营，留下目瞪口呆的战地护士们。在沈阳，他一连射杀了十几个手无寸铁的国军。他忘不掉那个十三岁小国军在临死前喊妈妈的画面。在长江北岸，渡江前，他被水雷震晕了过去。醒来后，红旗已在南京飘扬。
1950年，他回到家乡，却找不到他的家了。
母亲被胡乱葬在了乱坟岗，三个姐姐都被送到了地主改造所改造。
贫瘠的山坡上，依旧时常响起劳动的歌声，那是农户们在放声颂扬人民的军队，也在放声痛骂曾欺压他们的他的母亲。
他盯着胸前挂着的一串金灿灿的奖章，内心恍惚了……
当初，他离开家乡后，鬼子并没有来，但八路军还是解放了这里。家乡的红旗刚升起，那些租着母亲地的农户们便一齐抱住八路军干部的腿，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他们这些年有多苦、母亲对他们的压榨有多深。有的农户甚至拿着用母亲送的粮食做的馒头给战士们，说：“那个女地主压榨我们得狠，我们平时都没粮食吃。饿死人都是因为她！是你们解放了我们，我们请你们吃馒头。”
母亲的小木房被抢了、拆了，土地也被分完了。抱着干部腿哭得最惨的人，就是当初吃了母亲最多的粮食的人，也分到了母亲最多的地。母亲被定性为地主。农户们义愤填膺，向八路军坚决要求翻开母亲的族谱，对着上面的名字一个个算账，扫清地主余孽。看着农户们粗暴地摔开了红木嫁妆盒，抖落出零零散散的嫁妆和那本小小的族谱，母亲被人压在墙角像一片树叶般贴着红土地。顺着族谱，三个女儿的名字被农户们一个个地大声喊出来，和唤野狗一样。母亲最后时刻看准了族谱扑上去，扯下一角族谱，吞进肚里。农户们殴打着母亲，要她吐出来。母亲没有吐。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农户们虽心有不甘，但仍普天同庆：“又消灭了一个大地主！”
那一角被母亲吞下的族谱上，写着他的名字。她虽然不知道儿子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回来，但她知道总有一天儿子会回来。她这样做，她会被打死，因为她是地主，但回来的儿子不会被打死。没人会再知道他是地主的儿子。
——这时，一个老农户注意到他，指着他金灿灿的奖章拥过来说：“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被解放，才脱离了地主的压迫。是你们保了家卫了国，赶走了日本人，让我们拥有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土地！你们是我们的英雄！”
他恍惚得像坠下悬崖。他想给农户一个耳光，但他不能，他背过八大纪律。他沉默良久，说：“我不是你们的英雄。”
一年后，他响应征召，踏上了朝鲜的战场。那里有无尽的硝烟。他遇到了同样十九岁的少年为他带路。
——“故事说完了。”我说。恍然发现窗台上已有了好几个中华和荷花的烟屁股。
外甥摇了摇他的中华烟盒，没声音了。
我把耳朵上夹着的一根中华递给他，“诺。”外甥很难为情的样子，咳了两声，还是接过了烟。“以前怎么没人和我说过这些呢。我还以为革命烈士都是……”外甥边点烟边说。他连着点好几次没点着。“操，没油了。”他使劲一晃打火机。
“不和你说这些，你是不是还以为所有打仗的人都是喊句‘为了新中国！’就啥也不管地冲了？革命烈士也是人。”我把自己的五毛钱打火机拿给外甥。
外甥拿过我的打火机，把烟点燃了。他两根手指夹起烟，摇摇头，“不，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只看到过电视上宣传的老兵们如何如何怀念自己奋勇杀敌，但没看到过有人问老兵们后不后悔呢？”
我的心像被海浪拍击了一阵，望向窗外，突然想到了某些事情，于是冷不丁地一问，“这几届奥运会，中国一般金牌榜能拿第几？”
他刚欲吸第一口，有些疑惑，停了下来，“大概第二名的样子吧？中国运动员挺厉害的。”
窗外又飞来一只更黑的乌鸦。“那有人问过退役后的运动员们后不后悔吗？”我说。
外甥恰好吸完第一口，突然面色血红地狂咳起来，勾着身子险些要呕出来。震天动地般咳了好一会，他才缓和了些，喘着厚厚的粗气问：“这假烟吧？”
24年9.30至10.1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