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为何说“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为什么多数当领导的会对身边真正的贤才产生本能的心理排斥？
小人们为什么更善于让领导对他们产生心理依赖？
大领导应该明大道，那么明大道的关键又是什么？
曾子在《大学》书中告诫我们：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2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喜好别人所厌恶的，厌恶他人所喜好的，这是违背人本性的。如果人这样做，灾难一定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所以一个真正的君子，他一定会坚守大道，一定要靠忠信来得到它。只要是他骄傲放纵，就会失去大道。
曾子就是告诉我们，大人是领悟大道的，但是这个大道必须要靠正当的方法获得，不能够靠歪门邪道，不能够用违背人性的方式去获取。
那么读了这段《大学》，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曾子他为什么说“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呢？为什么一个身居高位的大人，必须要尊重常识，尊重大众的好恶呢？不能够跟常识和大众的好恶反着来呢？
其实，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回顾一下《大学》的上文，曾子他引用了《康诰》、《楚书》和《秦誓》中的论述与观点。
提示我们那些成大业的大人，必须能够识人和用人，而真正能做到识人和用人，必须要有大的胸怀和大的智慧，并且忠告我们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
也就是说，只有内心有仁德的人，才可能有大胸怀，才会以天下人心为心。因为有了大智慧的人，才能够明天理遵天道，从而管控自己的私欲。
当然曾子也举了反面的表现，虽然一个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的大人，他自己有大量，有大智，能善于识人，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现实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更多的例子是什么样的？是曾子讲的：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
当领导的发现了贤才，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的大才，不仅不能够举荐，而且举荐了之后也不给重用。
曾子认为，这种当领导的人，人格是不够的，是怠慢的，是不负责任的。
而且他们在位的时候，见到一些品行不好，能力不足的小人和坏人，不能够及时把他们清退，废除他们。
即使是把这些人从位置上拿下来了，却不愿意疏远他们，和他们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这些都是居上位者的大错。
实际上，这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这种“远贤臣，亲小人”的做法之所以常见，是因为这符合人性。
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普通人智慧不足，不能够透彻的领悟天理，思想和行为受本能的支配。
而人的本能就是两点：想得到和怕失去。
这种有才又有德的贤人，一旦出现，就会让在位的一些人有危机感，因为别人太优秀了，会抢自己的风头，甚至是抢自己的位置，更有可能有一天会居到自己的上位。
普通人一旦面对这种局面，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排斥，所以肯定是见贤不举，举而不先。更有甚者，甚至会设置障碍，迫害贤德的人。
其实一个德才兼备的人，让一个心胸不宽，智慧不足的人来领导，这些贤德的人不能容忍这个领导，这个领导更不能容忍这个贤人。
因为这个领导自身的阴暗和短处，会被贤才的光辉照得无处可藏，会让他们的颜面尽失。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贤德之人，一定是有原则的，一定是有棱有角的，一定会碰到小人们的利益，让他们感觉到痛。
因此，他们一定会抱成团儿来反感和排斥贤人。
相反的，越是那些能力不足，品行不好的人，越会讨上级的欢心。
他们对上级领导人性中的弱点，研究得透透的，把握得准准的，能够让上司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
这就是很多帝王明知道某个人是奸臣，就是下不了狠心罢官抓人，甚至是治罪的原因。
这种“亲小人，远贤臣”的做法，本质上是当局者心胸智慧都不够大，当然他们也就称不上名副其实的大人。
我们应该看到，心胸是来自于智慧的，智慧是来自于对天理大道深刻的感悟。而要想悟道，核心的秘密就是诚意正心，洗刷自己内在的私欲。
亲小人，远贤臣的做法是违背天理的，违背民心的，违背常识的。所以曾子说，这是好人之所恶，恶之所好，并说这样做，违背人性的，会为自己招致灾祸。
只要我们翻翻历史书看一看，这种亲小人远贤臣最终导致灾祸，甚至是杀人亡国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那些不明天理，不悟大道，不重常识的人，心思被私欲所遮蔽了，于是见己不见人，见近不见远，见利不见险，一旦进入了自欺欺人，再被人欺的怪圈和漩涡，结局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失去了贤德之人的监督和制约，歼邪的小人坏人，就会变得肆无忌惮，分外地疯狂，可以让局面快速地向反方向逆转。
那些亲小人远贤人的领导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怎样理解曾子所讲的“生财有大道”
曾子两千多年前讲的“生财有大道”今天还成立吗？
为什么对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缺钱永远是常态？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透支花钱方式？
为什么说很多大起大落的老板都是违反了最最基本的常识？
为什么当老板创业时要胆大，成功后要胆小？
《大学》书中最后一段开头，曾子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其实，这段话根本不需要翻译，大家就能够看明白。
不管是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都一定会涉及到财力的问题，因为你想做大事，得有大钱。
今天的人都知道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当年也是一个道理。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所以小到一个家庭，中到一个小国，大到全天下，想要正常运转都需要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都需要处理好创造财富和消耗财富之间的平衡问题。
做大事的大人们，作为执政者，他们自己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财富必须要靠天下的百姓从事生产劳动来创造。
所以执政者就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顺利地进行生产劳动，要为他们创造财富提供最有利的政策环境，让普通老百姓都有意愿、有热情去抓生产，从而实现“生之者众，为之者疾”的局面。
也就是创造财富的人很多，而且财富创造的速度比较快，这样的话，执政者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财力，驾驭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
但是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不管劳动人民怎么样努力，创造的财富有多多，财富创造的速度如何快，都没有办法充分满足执政者和天下苍生的所有需要。
就是你不管怎么努力赚钱，这个钱总还是不够用的，基本的需要都未必能够完全满足，更不要说要去用来满足执政者们，无限放大的个人欲望。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人的欲望也永远会比创造出来的财富要多，增长的要更快，财富不够用，永远是常态。就像我们今天很多老板，企业做的越大就越缺钱，是一个道理。
这样一来，不管是一个家族中的家长，一个诸侯国中的国君，还是治理天下人的天子，在设法能够让财富产生的又多又快的前提下，还必须精打细算，统筹规划，节制欲望，否则就会永远处于缺钱的状态，甚至很有可能应付不了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
曾子所在的时代是农耕时代，大家是要靠天吃饭的，靠天吃饭就有丰有欠。假如说今年创造的财富吃光用光，一旦大灾之年，必然会饿死很多人。
因此，积谷防饥是家长、国君和天子的必修课，就如同后来孟子讲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上位的大人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为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好必要的储备。
即便是到了今天，工商业已经极度发达，我们仍然也摆脱不了有丰有欠的现实，而且工商业市场的风险更大，瞬息万变。
如果不能有“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的意识和方案，不知道为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提前做好必要的储备，很有可能会发生突然死亡，企业、家庭也可能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
我们看到很多老板，快速地就把企业做大了，但是因为做大以后，不知道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必要的财力储备，做起事来，投起资来越发的胆大。快速地把企业做起来，之后又快速地让企业垮掉，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就是很多国家，甚至我们国内的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因为“生之者寡，用之者疾”而陷入债务陷阱。
所谓的“生之者寡，为之者疾”，不就是创造财富没有那么多，花起钱来却特别快吗？
挣得少，花得多；挣得慢，花的快。不管是对于家庭来说，企业乃至政府国家，这一众一寡，一疾一舒，必须同时做好，千千万万不能搞反了，否则结果就是灾难。
不管是家庭、企业，乃至大到国家，财富公式非常简单，就是收入减掉开支。
如果我们中国人也完全照搬西方透支未来的花钱方式，将来有一天，从个人到企业乃至政府和国家，都可能应付不了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保留中国古人积谷防饥，防患于未然的意识。金融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可以用，但是必须有节制，必须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必要的储备。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穷人，你一开始的时候胆子要大，因为你没什么怕输的。胆子大，敢于尝试，才有可能抓住别人抓不住的机会，才有可能发财，才有可能崛起。
但是，当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胆子要变小，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光脚的了，你已经是穿鞋的了。
从光脚变成穿鞋的就很难了，但是要从穿鞋的变成光脚的，那种痛苦和打击，比当年光脚的时候还痛苦。
其实，我们把曾子的话还原成今天的社会现实就是，家庭也好，企业也罢，乃至一个国家，这个财富就像洗脸盆里的水，洗脸盆上面有个上水管，下面有个下水管。
只有下水管淌水的速度，低于上水管往盆里淌水的速度的时候，这个盆才能存住水。
就算你盆里原来存了很多水，但是下水管哗哗地淌，上水管滴滴答答，那也用不了多久就会坐吃山空。
其实圣人的话，和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与常识，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要想长久的做一个有钱人，做一个有钱的企业，那就记住曾子的告诫吧：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