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玩伴们耍得正起劲，不情愿地想起一件差事。我撒腿向小院奔去。鞋没脱就爬上炕，趴在狭小的窗台上，借着周日黄昏的光亮，一边用袖子扫去脸颊上流淌的汗珠，一边气喘吁吁地赶写作业，这在姥爷眼中是见怪不怪的常事。隔窗而望，姥爷干咳一声，用短木棍急急地敲着喂鸡的食盆，看自家的鸡从四面八方狂奔而来。姥爷总给下蛋最勤的，给予特别的关照。
晚饭时，窑洞昏黄的灯光里，姥姥掀起锅盖的水汽在升腾，顺着拱形的穹顶四散，两碗“寡水滴”盛在锅台上。与平时不同的是碗里若隐若现的荷包蛋显得格外诱人。姥姥指着一碗“这碗你姥爷端，鸡屁股扣的蛋，数他功劳大，犒劳犒劳吃个大的”，我脑瓜不算笨，立刻推定自己碗里的和鸽子蛋没什么两样，对姥姥这个决定，内心自然不快但没有出声，低头闷声不响地往自己嘴里刨着。姥爷吃得快，一放下碗就燃起一支烟，他不慌不忙地对我讲起道理：人小的时侯，该读书长点本事，要不将来长大了干啥都得跟在别人后面献殷勤，低三下四地巴结人，就是咱赵城人常说的舔屁眼。干啥都得先苦后甜，人活着，得有尊严。比如你姥姥，从湾里嫁到瓦窑头，做饭，洗衣，生儿育女，大家都尊重她。“呸，你们这一群，我天天跟喂猪一样，有什么法子。多会子能让人清闲下来，吃个现成的，就烧高香了”姥姥在锅台边洗摆抹布，丝毫不认领姥爷戴得高帽子。
外出回到小院，姥爷把白色的粗布上衣脱掉，顺手搭在臂弯里，刚准备迈步，好几个硬币从衣服中滑下来，叮叮当当地在地板上滚动。几只鸡从近处奔来，以为是可以啄食的美味。我不加思索地从合欢树叉上一跃而下，还没站稳就直扑过去，手忙脚乱地捡拾。“一辈子就这邋遢劲，除了我眼瞎，谁还会跟你！？怕人不知道你有两个钱？”姥姥站在一旁抬眼向姥爷望去，讽刺挖苦“难怪上次到城里赶集，肉没割二两，钱也沒了…”，姥爷从容地笑着，不置可否。对于我的“如数”上缴，姥爷包容地点了点头。之后，我便向供销社一路狂奔，打打牙祭。
我妈说我丑，但一般不当面说，大慨怕刺伤我小小的自尊，其实暗暗担心将来媳妇儿的问题。只有姥姥给我十足的信心，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干瘦的脊椎和手臂，“胡说八道，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姥姥坚决的话，仿佛是传递一种鼓励，借以抚平我内心淡淡的不安。我似乎隐约感到，结婚除了出于传说中两相情愿，还要出于怜悯。我那时也意识到，这些心思用到学习上，上个清北，绝非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学年，我转学了。在作文课上，我专注而深情地写道“亲爱的外祖父，外祖母……”，我用了这样庄重大气的称呼，借以让姥爷体会到我瘦弱的躯体里，荡漾着日益积累的文化知识的小小浪花。很快，二舅捎来了回信，“小娃，我的外甥…”，我已泪如泉涌，不忍卒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