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颐武的《一个人的阅读史》中读到一篇文章《和时代拔河：王小波的价值》，在此回想起了初次读到他的小说代表作——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读杂文《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作品，几乎涵盖了王小波生前的所有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他一贯的幽默风趣睿智俏皮的人生风格，这样的写作文风，既离不开他天赋异禀的个性，也和他生活的特殊年代——文革时期分不开，还与他的人生经历与特定的学识与知识结构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何为幽默机智或是人生反讽？绝不仅仅是我们字面意义上的俏皮庸俗的玩笑，而是以深刻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知识结构为底色，用“曲径通幽”的方式表达对人类苦难和伤痛的怜悯，并以此表达对包含自我处境在内的人类的当局者的神情同情，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冷嘲热讽的无情讥笑，幽默与反讽是一种深刻的人生大智慧。写到此，让我想到了国学大师钱钟书唯一的一本小说《围城》，就是极尽反讽之能事，以写人生的各种庸常生活之悖谬，来表达对深处其中而欲罢不能的深刻体验与深切同情。在《围城》中，无不能看出国学大师钱钟书以融入自己几十年逆旅人生的亲切体验为蓝本创作此小说的痕迹，也随处可以读出钱老对小说人物反讽与悲悯同在的情怀，因为他深知，小说中自己幽默反讽的主人公，不仅仅是小说的人物，也是包含生活中的“自我”。
因此，我觉得，小说，尤其是经典的小说，绝不是年纪轻轻就可以创造出来的。在人生的早期，创作者的经历达不到小说所需要的高度，也不具备“高屋建瓴”的小说视角，尤其是不具备“幽默机智反讽”的能力。由此，小说，尤其是由人生智慧的反讽小说，必须具备丰厚的人生底色，否则，就难以积淀那小说所需要的人生智慧。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在钱老《围城》再度火热一时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以“新概念作文”比赛出名的名叫韩寒的年轻写的作品，最值得大家去看他的“最轰动一时”的《三重门》了。说实话，我当时也是慕名而去找寻着这本《三重门》去看了一遍，但在看完之后，那种名不副实的感觉就油然而生，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韩寒的这本《三重门》几乎就是照着钱老《围城》的模样写出来的，包括人物的取名，那种幽默风趣与反讽，五一不是在模仿钱老的《围城》。这是我在先看《围城》再看《三重门》得出的最直接深刻的印象。而韩寒之所以模仿，模仿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他的人生阅历的缺乏，他已有的十多年人生，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人生的阅历，包括对人生全面与深刻的体验，缺乏一种深入其中又出之于外的高屋建瓴的通透的体悟。以他的那个年龄对于人生的这样一个题材，是根本把握与驾驭不了的。然而，他的强行进行此类主题的创作，就自然会产生小巫见大巫这样贻笑大方的效果。
再次回到王小波的价值问题上来，深入看待这个问题，可谓是一个生逢其时的问题。一个是时代——成长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人生经历丰富，曾作为知青、民办教师、工人等，然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后作为自由撰稿人等不同经历，其次是他特有的求学经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人生体验，尤其是自由的个性，在文革时期的各种身心的限制，激发了他对自由的深刻认识。这是他之所以能在文学（包括杂文与小说）上能做出如此高度与价值的根本所在。正如张颐武在文中写道：“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尝试都难以超越人性主体的具体而微的限制。”“他凸显了日常生活和人性的欲望的难以逃避，又用间离大方式透视了这些生活的限度和问题。”这就是王小波文学成就价值的特定形式与人生的融合。
文学毕竟是人学，任何文学都受到一定时代的限制，因为人是一个环境与时代的产物，他必定突破不了环境与时代加之于身心的特定局限性，因此，看到文学之于创作者的局限，才能凸显文学之于人类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