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报告主要分析了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协同发展路径，以天津、上海、山西、广州等地的金融平台公司为主要案例，梳理融融协同、产融协同的实现路径及成效。同时，提出了金融平台公司的主要风险点及风险防范措施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来源：eResearch杨荣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作者：杨荣

| 前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不少地区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压力。金融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愈加紧密。同时，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混业经营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金融平台公司应运而生，央企系、地方系、民营系、互联网类金融平台公司加速“跑马圈地”，其中，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成长得最为迅猛。区域经济转型及金融市场化改革，都迫切地需要地方政府成立金融平台公司以统筹区域金融发展。

在此，我们主要分析了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协同发展路径，以天津、上海、山西、广州等地的金融平台公司为主要案例，梳理融融协同、产融协同的实现路径及成效，同时，我们提出了金融平台公司的主要风险点及风险防范措施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希望为其他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借鉴。

| 一、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概述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是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发起设立的，以整合地方金融资源，促进地区产业发展为目标的金融控股集团。平台以集团母公司为载体，控股地方银行、证券、保险中至少两个不同金融行业的金融机构，形成母-子公司关系，控制地方经济金融资源，发挥协同优势和互补效应。

地方政府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一种。金融控股公司是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综合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点，既考虑了金融风险问题，也满足了金融效率的要求。根据母公司是否实际经营业务，可将金融控股公司划分为两种类型：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和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除控股公司外，不从事特定业务的称为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除控股公司外，本身还从事金融业务的称为经营型型金融控股公司。依据不同的设立主体，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可划分为四类：央企系、地方系、民营系和互联网涉足的金融控股公司，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属于地方系金控。具体分类内容如下表：

央企系金控平台依附于国有资产，互联网涉足的金控平台与形成“互联网+金控”的运营模式，二者在四类中容易辨别。而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与民营企业建立的金融平台公司均具有地方性色彩，为做出区分，我们从设立主体、资本来源、设立目的、经营模式等方面进一步解释。具体内容如下表：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以整合地方金融资源为目标，协调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除了具有一般金融控股公司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外，还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通俗来讲是地方政府所属的金融控股公司，与地方民企形成的金控平台相比，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天生具有政府色彩，在获取政策支持、摘取金融牌照方面更具优势。他们脱胎于政府机构，同时以股权为纽带处理市场关系，将金融资本进行市场化运作，使得区域内的资金流通更有效率，金融部门协同作用更加显著，为对当地的产业成长、居民生活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支持。

（2）大多为纯粹型控股模式

目前，我国设立的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均为纯粹型控股模式。区别于经营型金融平台公司，纯粹型控股模式下，金融控股母公司不经营具体业务，没有特定的事业部，只掌握子公司的股份。纯粹型地方政府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精力投放在资本运作和风险监控上，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公司的整体战略，采取适合的股权经营，负责收购、兼并、转让和子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协同内部资源共享，形成合办及新领域投资等。

（3）致力于融融协同、产融协同发展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天生具有行政色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实现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这就要求平台站在促进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规划。一方面，通过金融平台公司实施对地方金融资源的集中控制，实现综合化经营，充分利用不同行业的金融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内部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为促进地区小微企业发展、开展PPP项目、支持当地产业成长和产业转型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和充足的资金支持，落实产融协同的战略。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设立是扎根于地区产业和金融产业发展状况的，是金融控股公司实践的一种特色模式。

| 二、我国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经营实践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产生离不开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也离不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和地方政策的推进。在不同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积极筹建金控平台，以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金融服务基础。

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际化进程加快，外资金融机构对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冲击逐步显现。同时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建立地方性金融平台公司，整合区域金融和产业资源，提高区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一批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如：以天津泰达国际控股、上海国际集团、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等。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同一地区产业结构仍不十分合理。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金融业，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发展呆滞的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战略转型变得尤为重要。为保持区域经济平稳增长，进一步发挥银行、证券、保险、产业基金和租赁等金融行业机构的协同优势，新一批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如：山西金控、东莞控股、浙江东方、越秀金控等。同时，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国企改革的推进也促成了地方金控上市融资，解决资本难题，如：越秀金控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

金融平台公司组建以后，各地方政府积极整合区域金融资源，构建参控股体系，以实现金融牌照协同。持有金融牌照越多，金融资源整合能力相对越强，地方政府越具有金融话语权。如此一来，实现集团混业经营，金融子公司分业经营，融合了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优点。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已掌握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基金、租赁等多个金融子行业的牌照。我国主要的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持牌情况如下表所示：

下面我们以天津泰达国际控股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山西金控和越秀金控为主要案例，研究其设立路径、运营模式以及实现融融协同与产融协同的途径及发展成效，希望为未来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建立及发展提供借鉴。

1、天津：股权置换，设立天津泰达国际控股

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是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也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天津金融业的发展对促进市区经济建设乃至中国北方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做大做强天津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树立天津金融业形象，加快建设北方金融中心，天津市政府加快组建金融平台公司，于2007年12月11日正式成立天津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天津市政府主导的依托市属大型国企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设立的。其设立路径是：政府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成立泰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其中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60%，6家天津市属大型公司是泰达国际的发起出资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占渤海银行、北方信托绝对控股地位；6家公司均持有渤海银行、渤海证券、天津银行、渤海财险、北方信托等金融机构中的一家或多家股权，由此泰达国际控股完成了对地方金融资源的实际控制。由于母公司没有经营实际业务，该金控平台是纯粹型经营模式。

天津泰达国际控股设立后，逐步整合渤海银行、渤海财险、渤海证券、天津信托、恒安标准人寿、泰达宏利等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设立了准金融机构和引进了信用服务机构，包括投资设立泰达荷宝（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发起设立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等。目前，公司已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资产管理等多个金融子行业的金融控股集团。通过金控平台的统筹运作，不仅实现了子公司内部经营的协同发展，也积极落实地区企业、产业发展政策，积极创新信贷产品、信托产品等支持小微、地方国企发展，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发挥金融平台公司在统筹金融资源方面的优势并落实产融结合的战略。

2、上海：股权划拨，打造上海国际金融航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便成为我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并一直努力向国际化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从国际形势看，混业经营已成为主要趋势，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组建一个规模大、实力强、资信好的金融控股公司。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国资委的积极筹建下，上海市金融平台公司浮出水面。2007年4月上海推出金融、产业双平台整合方案。该方案分多步推进。第一步，将上海国际集团划转至上海国资委旗下。原上海国际集团的控股股东——上海市财政局（持52.91%）和上海国资公司（持47.09％）持有的上海国际集团的股权将全部划转给上海市国资委。与此同时，大盛和盛融进行合并，组建成上海国盛投资公司。第一步完成之后，上海市国资委将再次对国际集团和国盛投资公司在上海市国资系统内进行合并同类项。最后将形成的格局是，由上海新国际集团统领上海市金融资产，而国盛投资公司则将作为国有资产的产业运作平台，由此建立了以上海国际集团为依托的金融平台公司。

上海市金融平台公司的建立实质上依托于上海国际集团，由非金融领域向金融领域不断投资扩张逐步形成对上海市金融资源的控制，实现由产到融的高效对接。目前，上海集团业务领域涵盖银行信托、证券基金、金融服务和保险、资产管理、海外业务，以及实业投资的综合性金融集团，其参控股的金融子公司都是“大个头”，在上海市金融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上海国际集团金融平台公司的筹建完成了对上海市金融资源的统筹控制，为发挥投资控股、资本经营和国有资产管理等功能提供了良好的载体。由于集团母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因此属于纯粹型金融平台公司。

经过多年发展，上海国际集团形成以金融产业为主体，非金融产业为辅的产业布局，其中金融资产占集团总资产的60%以上。2014年起，上海启动了新一轮金融国资改革。上海国际集团的总资产开始大规模扩张，2014年总资产增长率达到70.8%，2015年总资产仍保持58.97%高速增长。随着集团规模持续扩张，涉及的业务领域也更加广泛，经济资源整合能力持续提升，综合化经营的协同效应不断显现。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达到49.61亿元，同比增长46.30%，2015年则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达到98.44亿元，实现了98.43%的大幅增长。上海集团通过市场化运营和国际化探索，积极发挥国有资本引领、放大、撬动作用，集聚各类社会资源，为最大化发挥金融平台公司的协同效应不断积蓄力量。

3、山西：纾解一煤独大，山西金控促进战略转型

山西是以“煤”闻名的工业大省，也正是因为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山西渐渐进入经济发展的瓶颈期。在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去库存，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以能源为主导的山西不可避免地进入改革“阵痛期”。2010至2015年山西省GDP增速从23.7%骤然下滑至0.04%，2013年起低于全国GDP增速近3个百分点，14、15年经济几乎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放缓不免受到全国经济下行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山西省传统产业转型困难、新兴产业融资困难，无力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山西省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基本达到上限。近年来，山西省第三产业发展空间逐渐被拓展，第二产业GDP占比逐步下降，2011年第二产业占比为59.05%，2015年则下降到40.69%。GDP增长停滞不前的条件下第二产业占比持续走低，其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基本达到发展边界。产业过于单一的山西，金融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缺乏活力，金融服务需求萎靡导致金融业发展呆滞，产业转型、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进入恶性循环。在这个转折点，山西的金融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释放金融持牌企业发展活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山西省政府加紧筹建了金融平台公司——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

2016年，山西省国资委积极推动山西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筹建，以山西国信投资集团为基础，加快股份制改造，并向国内外知名投资者开放股权，引进优质战略投资者，打造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按照市场化方式，逐步整合保险、金融租赁等牌照，目前已形成了集信托、证券、融资担保、股权交易、产权交易、银行、期货、基金等金融要素于一体，有较强影响力的金融控股集团。

山西金控平台组建以来，充分发挥金融控股集团在统筹、协同各类金融资源和要素交易方面的优势，统筹银行贷款、信托、资管、保险、互联网金融等金融业务，加快引导设立产业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通过多方募集社会资金，投入支持实体经济，以期促进经济转型，金融创新发展。同时山西省秉持“金融统领，产融结合”的发展战略，山西金控依托旗下各投资管理机构，调整国资配置，支持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健养老产业等主导支柱和新型产业的发展，为促进山西经济转型及推动国企国资改革给予源源不断的动力。

4、广州：越秀金控曲线上市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国资金融平台公司之一。自2012年成立以来，越秀金控积极打造多元化金融业务平台，逐步形成了以证券为核心的非银行金融控股产业格局，拥有广州证券、越秀租赁、越秀产投、广州担保、越秀小贷5家下属企业。其中，广州证券在新三板、债券、资产管理等业务领域在国内具有领先优势，越秀租赁是全国十强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和广东省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外商融资租赁公司。

2016年8月，越秀金控借助上市公司广州友谊实现曲线上市，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广州友谊是广东省大型百货公司，于200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2016年4月，广州友谊共向广州市国资委、广州国发、广州地铁、广州电气装备、广州城投、广州交投、万力集团募资100亿元，收购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广州友谊原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注入新成立的百货子公司——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将成为控股平台，分别持有百货业务子公司和越秀金控股权。2016年8月1日，“广州友谊”证券简称变更为“越秀金控”，越秀金控便依此成为国内首个地方金控上市平台。上市公司在保持百货子公司和越秀金控现有管理层和业务人员稳定的基础上，吸纳了越秀金控方面金融领域的人才加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现越秀金控集团的产业结构与业务模式如图：

5、总结

目前设立的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多为纯粹型经营模式，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的经营业务，只负责统筹子公司管理，协调子公司业务。落实地区经济金融该政策和产业政策，指引区域金融业发展方向。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设立的时期不同，面对的经济形势不同，其功能和定位各有差异。天津泰达国际集团依托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成立，优化市区金融资源，积极促进协同发展，提高天津金融业竞争力和金融话语权；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筹建上海国际集团金控势在必行，发挥其在投资控股、资本经营和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山西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成立山西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激发山西金融活力扭转发展颓势，促进产业战略转型；广东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推动下借力传统制造产业，完成曲线上市，为经营融资解决了后顾之忧。

体现了地方政府在金融平台公司的组建中发挥着主导力量。在金控平台筹建过程中，地方国资委对地方控制的大型企业实施重组，以“换股”等方式对分散在个地方金融机构的地方财政性质股份进行整合，最后通过该企业实施对地方金融资源的集中控制。在上市路径中，地方政府在促进募资、调配国有资产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是金控平台的主导者，在金控平台的筹建及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 三、融融协同

协同效应，即业务多元化的企业集团，通过对子系统的相互协作，使得公司的整体效益大于各独立组成部分总和的效应，通过相互的合作产生2+2=5的效应。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协同效应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统筹区域金融资源，集中管理，实现地区金融子行业的相互协作及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协同发展，使得整体经营效益大于各子行业效益总和。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融协同，即金控集团内部通过母公司资本运作、子公司的业务协同实现融-融合作；二是产融协同，即金融业与实体产业对接，分为内部协同——金控集团内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合作，和外部协同——金控平台整体与集团外产业实体开展项目合作，为实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享受投资收益。我们仍以天津泰达国际控股、上海国际集团、山西金控、越秀金控为例，研究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发挥协同效应的途径及发展成效。

融融协同是金融控股集团母公司通过资本运作、集中管理，实现金融子行业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总体效益的过程。主要体现在营销协同、资产协同和管理协同三个方面。

1、营销协同

营销协同，即金融控股集团通过客户、产品及信息共享，更好地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跨行业、区域的全面金融服务。营销协同主要体现在客户资源共享、产品协同和信息共享三方面。其一，客户资源共享。例如，银行具有网点和客户优势，可以为集团内其他子公司代销保险、银证通、基金销售及信托等产品，并且可以适当给予集团内部优惠价格吸引客户；或者通过共享客户网络，根据客户需求将其推荐给相应子公司，从而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其二，产品协同。控股平台可研发更多的交叉金融产品，满足客户在信贷融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结构化融资及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其三，信息共享。控股集团可以运用内部系统数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信用情况、内部评级、资金流向等信息，从而为债券承销、资产管理、交易评级等服务，降低集团客户营销的信息成本。

从天津泰达国际控股的股权结构图中可看到，渤海证券与天津信托均为天津泰达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6年3月二者合作推出创新金融产品——“天津信托·助微添金I号（A1型）”。数据显示，该产品在两个开放期内便实现了1.91亿元的销售额，其中3月22日当天销售额破亿元。该产品定位为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这填补了网络销售渠道的空白，提升了客户体验。目前该金融商城已实现了柜台市场产品、资管产品、公募基金产品和信托产品的在线展示、导购、交易，为客户一站式购买提供了便利。证券公司与信托公司业务上共同发展，销售中相互协作，开发创新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证信协同集中利用了二者的业务优势，不仅为集团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也提升了金融创新水平，为天津市金融业快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2、资产协同 

资产协同，即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通过在子系统内调配金融资产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一，合理分配内部金融资产。一方面进行多元化投资，分散非系统性风险。按照“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通过资产与业务的多元化，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和投资等各金融子行业。利用不同资产、业务、区域的风险特性差异，来平滑集团经营业绩的周期性和趋势波动性，分散和降低集团的非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内部股权划拨或置换，分配子业务的投资比例，分别归类，促进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实现混合经营下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二，调配地方金融资源，获取投资大型项目的机会。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几乎控制了地区内大部分金融资产，在调用资金、投资项目上，充分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完成一个金融机构无法完成的大型投资项目，从而产生单个金融机构无法获得的收益。

上海国际便通过内部股权划转的方式力求金控平台“管少管精”，以更好地发挥内部协同效应。2014年，上海国际集团将上海信托的股权受让给浦发银行。2016年3月，浦发银行正式完成了对上海信托97.33%股权的收购。上海信托并入浦发银行时，相同相似业务二者合并，部分与主业无关的资产被剥离，包括所持浦发银行5.23%股份、上海证券33%股权、华安基金20%股权等，相当于减少了23.84亿元净资产和9亿元股权收益，但核心竞争力的整合激发了巨大的协作效应，其协同效应在浦发银行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中逐步显现。2016年一、二、三季度单季的净利润增长率都有大度提高，扭转了前三季度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其中，一季度增长率由2015年的4.64%大幅提高至2016年的24.10%；二季度增长率为由5.51%提高到12.08%；三季度增长率由6.56%提高至9.77%；尽管四季度单季增长率下降至5.26%，但下降幅度较往年更小。表明银信合作显现出了巨大的协同效应。不仅浦发银行受益其中，上海信托也是协同效应的受益者。上海信托2016年年末实现营业收入25.64亿元，利润总额19.33亿元，净利润15.06亿元，其中，信托业务收入21.42亿元，同比增长42.8%，上述指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除了资源整合外，浦发银行与上海信托还在通道业务、股权投资、信托保管等领域均开展了大量合作，双方还合作为上海公积金中心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项目，规模达到148亿元。

上海国际资本协同的这一策略，退一步，释放了信托控股权，进一步，实现了银信协同发展，内部金融资本的整合放大了集团整体的效益，真正实现“管少管精”。浦发银行控股上海信托，有望打造银行系金控平台，这将推动上海国际集团成为“金控中的金控”，进一步优化国资产业链、价值链。集团对金融资产的管理和调配充分利用了金融资源，使得个体充分发挥己长，提升集团整体的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

3、管理协同 

管理协同效应即成立金融平台公司后，提高各机构管理效率和产生的效益。从发展方向、人员管理、金融产品开发、风险管理、技术支持和服务标准等各方面进行协同考虑，强调集团内部的协同和配合，加强品牌协同、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统一运用，从而提升集团的经营效率、节约相应的管理费用，使区域金融具备标准性、特色型和盈利性。管理协同效应特别强调品牌协同效应，市场往往将金融平台公司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果金控平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子机构将同样享受集团强大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树立企业形象，拓宽客户资源，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4、总结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通过协调集团内各金融机构的经营，可以实现营销协同、资产协同和管理协同，降低集团整体的经营成本，充分利用闲置的金融资源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融融协同的路径需要具体结合集团实际情况。协同效应的发挥不仅有赖于子公司的业务协作，也依赖于母公司的内部协调管理，如此才能发挥最大化集团的协同效益。天津泰达国际控股的渤海证券与天津信托开发新型投资产品，实现营销协同；上海国际集团通过内部股权划拨，将上海信托的股权受让与浦发银行，从浦发银行合并报表中看到其单季净利润增速扭转了下降趋势，上海国际“管少管精”实现了资本协同。此外，地方金融平台公司通过调用内部数据整合金融产业信息，充分了解区域内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明晰区域金融的发展方向，发掘发展优势和挖掘发展潜力，从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制定合理的战略。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应充分发挥融融协同效应，打造区域金融文化，树立地方金融品牌，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 四、产融协同

产融协同即实体产业与金融业开展业务协作，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产融结合是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不可剥离的特征，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下金融资本脱虚向实，实体企业发展振兴的需求。产融结合通常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内部产融协同，即金控集团内部实体产业与金融业的对接；二是外部产融协同，即从金控集团金融业务出发，触摸集团外部实体产业，从而促进地方企业或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产融协同有利于实现“资金-产业-资金”的循环资金流过程，以金融公司作为依托和纽带，链接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通过金融载体融资，在产业市场消化资金；通过投资运作，提升产业价值，达到在资本市场变现增值的目的。

1、内部产融协同 

内部产融协同出现在既经营金融业务，也开展非金融业务的金融平台公司，这与金控平台设立及发展过程中依托的地方国企所经营的产业性质有关。如，上海国际集团在被设定为金融平台公司之前便投资了昆仑饭店、上港集团等非金融企业；越秀金控上市后，广州友谊百货公司的加入为金控平台注入了非金融元素。内部产融协同，一面能为非金融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支持企业成长；一面促进了金融企业多元化投资，分散了风险。且大部分资金始终在金融平台公司内部循环，有利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1）越秀金控曲线上市，“百货+金融”发挥协同效应

广州市属国企上市公司广州友谊收购越秀金控100%股权后，股票简称更为“越秀金控”。开启了“百货+金融”的双主业模式，推动了上市公司的战略转型。越秀金控仍以金融业务板块为核心，全面完善服务体系，增强核心竞争力。集团内部的产融协同效应及越秀金控的盈利能力在其公布的财务报告中有所体现。数据显示，收购越秀金控后，广州友谊的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反转。2015年收购金融业务之前,广州友谊的百货业务为主要构成是百货业务。12-13年百货行业整体经过快速增长,14年受电商平台冲击步入下坡道。受此影响公司在12至15年持续负增长，15年注入的金融业务为越秀金控的后续盈利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营业收入负增长率由-18.94%下降到15年的-17.73%，2016年其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反转，百货业务营业收入26.97亿元，同比增长5.68%，五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这体现出“产业+金融”模式的双重促进作用。2015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29亿元，2016年为5.98亿元，同比增长152.15%，展现了金控平台的综合盈利能力。越秀金控内部产融协同的经营实践证明了金融业态的优势，同时支撑了传统百货产业转型发展。

（2）上海国际由融到产，参控股非金融企业

上海国际集团下设昆仑饭店与上港集团，集团整体实质上已酝酿了产-融生态圈。在国资委部署下，上海国际集团继续做大实业投资，相继完成了对锦江航运的控股及上汽集团的参股，充分发挥其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功能和作用。2015年1月，上海市国资委将其所持锦江航运48%股权无偿划转至国际集团，3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10月国际集团完成该股权运营项目，锦江航运注入上港集团。在实际运营中，相关企业的航运业务市场份额不断增长，上港集团的港口和航运经营的协同效应已经初步显现。2016年，上海国际集团参股上汽集团，持有其1.43%股权。上汽集团是国内A股最大的汽车上市公司，是推动上海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国际集团可以享受实业公司带来的利润分红，同时，上汽集团也将利用上海国际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金融资源获得资金上的支持，得到长足发展。

上海国际集团已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多个金融子行业的“庞然大物”，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大个头”，其本身具有广泛的金融资源和强大的金融实力，拥有市场竞争力和金融话语权。由融到产是金融业逐步发展壮大的现实选择，锦江航运股权转让项目与参股上汽集团进一步推动了产融协同效应的发挥，为上海国际集团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资效益最大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外部产融协同 

外部产融协同，即控股集团内金融机构与集团外非金融企业或产业开展业务合作，实现“资金-产业-资金”的循环。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实现外部产融协同的主要途径有开发信贷产品、信托产品、签订合作协议、担保和抵押、建立产业基金等。金融控股集团促进外部产融协同多从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结合地区产业结构、未来发展方向、产业政策等通过适宜的合作方式促进产融对接。

（1）开发信贷产品，支持小微和地方国企发展

2011年国务院出台九项金融财税政策措施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2015年银监会发布《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主要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担保体系，积极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中小微企业是区域经济的活力细胞，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天津市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国资委旗下渤海银行为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也逐年增加，2015年初的贷款余额514亿元，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贷款余额达到1284.68亿元，是2015年初的2.5倍。渤海银行为中小微企业开展多元化贷款服务，为地方企业提供资本支持推动产业的经营发展，这体现出金融平台公司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与促进作用。

此外，渤海银行为天津临港投资控股公司、医药集团等地方国企提供了多元化的信贷服务，开发创新金融产品，促进企业发展转型，拓宽地方企业融资渠道。同时，渤海银行还有力地支持了天津市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建设。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渤海银行天津分行涉农贷款余额37.55亿元，比年初新增6.86亿元，增速22.36%，目前该分行已在天津地区开设西青、东丽、津南、武清、静海、汉沽六家涉农支行。为地方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增设业务网点扩大服务范围均展现出地区金融力量整合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2）设计信托计划，支持区域工程建设

信托作为产融结合的有效工具，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天津泰达国际控股的天津信托在促进地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支持区域产业发展，推动地方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信托采用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股权投资基金等模式发起信托计划，为需要财务调整或生产结构调整的地方企业及缺乏资金来源的地方建设项目提供了完善的金融服务和适当的资金支持。

（3）产业基金：支持地区产业转型

产业基金是地方政府实现产融协同的另一有效途径，是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与地区非金融产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基金项目，基金投向地区重点发展产业。例如，山西金控与第三产业项目积极合作设立产业基金项目，支持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养老产业等主导支柱和新型产业的发展，努力推动国企国资改革，促进山西经济转型。

2016年10月，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与招商银行共谈文化旅游产业基金合作事宜，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山西战略支柱产业，拟发挥各自优势合作成立旅游产业基金，加快推进山西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2月，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与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战略合作签约，设立国新合盛系列产业投资基金。这是山西省产业集团与地方金控深度合作，推进产融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尝试。运用基金这一市场化运作模式，调整国资配置，推动国有资源资产化。合作方——国新能源是省属重点大型企业集团，以燃气、中药材、贸易三大产业为主，拥有全省95%的混合燃气资源，在燃气产业发展、中医药资源整合、健康旅游产业、大数据创新产业及权益管理等方面均有布局。山西金控与国新能源合作可谓“强强联合”，合作双方相互利用产业优势，促进项目健康平稳发展。

山西省秉持“金融统领，产融结合”的发展策略，以产融结合为突破口，发挥金控平台旗下投资管理机构的综合服务优势，挖掘地区产业资源发展潜力，将资金与当地优质资产和项目对接，积极促进山西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充分发挥省属国企间优势的叠加效应，促进产-融合作共赢。

3、总结 

无论内部产融协同还是外部产融协同，均实现了由“融”到“产”的对接，“融”为主体，主动寻找需要结合的产业。内部产融协同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金控集团参控股非金融产业；外部产融协同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包括银行信贷、协议合作、担保抵押、设立信托计划、产业基金等。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产融协同具有很强的政府导向性，实现协同发展的非金融企业或产业多为政策支持型企业或重点发展产业；同时兼具市场性，资金通过市场化运作，金融资金在产业市场消化，又通过投资运作提升产业价值，实现资金保值增值。实现产融协同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模板，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产融结合的实现更需要结合金融平台公司的实力和地方金融资源，综合考虑金控平台的强势业务和弱势业务，同时需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布局与法制建设等多方面寻找适宜的产融协同方式以最大化地区产业的整体利益。

| 五、主要风险点与风险控制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规模庞大、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其风险越来越与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金融安全、稳定息息相关。地方政府需要对金融风险管理问题应加以足够重视，做好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金控平台的主要风险点和风险控制措施。

1、抑制风险传递，设立“防火墙”机制 

金融平台公司内部由于风险传递可能会使风险从公司内不受监管的企业转移到受监管的金融机构，或风险在公司内金融机构间相互转移。“传递源”是引发危机的部门或子公司，多发生在集团内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因为自身虚弱，经不起外界环境变化影响或最易受到外部投机势力的攻击而首先发病；危机蔓延至的母公司或其他健康的子公司是“被传染区”，由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传染源与被传染区之间存在着传递的条件，极容易被传染。

风险传递的途径有三条：一是集团内部日常的关联交易。这种交易可能是明显的，如银行用流动性负债购买有价证券，证券价格风险就会从证券交易部门扩散至银行部门；也可能是隐含的，如集团内部的担保和转移定价。二是集团成员破产援助。当集团一员陷入财务困境，可能出于已有的资金往来二是其他成员被迫救助，或控股平台管理者以其他方式挪用子公司利润等资金来救助面临破产的成员，从而带来新的资金风险，影响集团整体的清偿力、流动性或盈利性。三是市场信心缺失。即使集团不向“风险源”提供帮助或支持，市场主体会也认为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损失会在所有成员间分担，从而削弱市场信心。

风险传递会表现出“雪球效应”的特征，因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各种金融业务风险具有叠加性，风险传递会加重危机及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损害存款人和公众的利益，影响地区经济平稳运行，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造成金融危机。要控制金控平台间的风险传递，建立防火墙便至关重要。

国际上防火墙限制的主要内容有：（1）业务限制：日本禁止将银行发放的贷款用于购买政府附属证券公司发行的证券；台湾地区禁止集团内商业银行对其他负数机构、投资企业发放信用贷款；（2）高级管理人员兼职限制：日本禁止银行与气压金融机构的董事和管理人员相互兼职；台湾禁止金融控股公司负责人兼职下属创业投资公司的经理；（3）持股限制：韩国禁止附属机构对母公司持股，禁止附属机构之间交叉持股；（4）销售限制：美国和日本禁止银行产品与气压金融产品配售；（5）风险转移限制：韩国禁止作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与其附属机构之间相互购买低质量资产。

尽管我国现阶段分业经营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风险传递，但集团内部交易的复杂性仍会为风险发生埋下隐患。为此，我们对地方政府的“防火墙”设计提出以下建议：

（1）防火墙设计的首要因素是确保地方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当前各地方金融机构管理水平较低，地区间差异较大，因此设计防火墙不宜过分强调机构之间各方面资源的充分整合，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之间的结合程度和市场支配力。美国在突破分业经营限制的初期，也是从严格限制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开始，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在实践中才逐步取消有关限制。但“防火墙”门槛不应设得太高，以免削弱集团协同效应的发挥。

可以分类设置“防火墙”。针对不同的金控平台分类设计，因为各金控平台所属金融机构性质不同，内在风险水平、风险管理能力以及有效资本额不同，风险抵御能力也有所差异，因此可以分类设置“防火墙”。针对地方产业结构、金控平台的主体业务，结合自身的风险状况、风险管理能力、资本充足率等设置符合当地金融产业发展的“防火墙”，充分调动地方金控平台降低风险、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及拥有相应的资本充足率的积极性。

（3）防火墙设计可以在业务范围、资金运用范围、信息及客户资料流转、关系人条款、合并报表、危机处理、对子公司的补充资本充足率及其他安全责任等方面设计条款。

2、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理系统 

防范地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离不开系统的内部控制，金控平台内部要形成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遵循适当的风险管理流程，做到能够及时识别风险并有效控制风险。金融平台公司的风险管理系统要包括集团内所有层次的机构，是贯穿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信息线路。建立自上而下确定从集团董事会到子公司的风险管理职责的责任制度，与自下而上由子公司到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反馈机制。运用现代化技术形成风险信息的动态循环，为风险管理和控制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金融平台公司的风险管理系统，还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对市场运行环境的反映。基于各地区不成熟的金融市场现状，风险管理系统要合理确定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二是实现在风险——收益均衡下的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各自的价值最大化。通过建立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预警机制、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风险的转移和补偿机制，实现安全性与盈利性的均衡与协同。

3、资本充足额重复计算，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

资本充足率是指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净额与加权这算后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资本充足率风险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金融给控股公司资本净额；二是来自对风险资产权数的确定。我们通常指的通常是前者——资本金重复计算带来的风险。

资本金重复计算是金融平台公司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子公司持有集团母公司或另一机构的资本金，并且被允许记入资产负债表时，同一资本就被两个或多个法人实体作用，当做风险缓冲器。比如：控股母公司资本金1000万元，注入证券子公司600万元资本金，其中500万元再经由证券子公司投资于基金孙公司。从表面看，集团资本金共2100万元，而实际上只有1000万元。资本金重复计算的具体表现有：（1）母公司发型债券和将利润转化为子公司股权；（2）集团内两个实体相互持有对方发行的资本金；（3）集团内一个实体持有另一个实体发行的股票或债券。资本充足率风险是外部风险，但集团内部结构不变。这种结构将高估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资本，越过资本充足率的限制，从而引发风险。

此外，资本金充足率风险的产生还可能通过以下途径：（1）母公司将债务或下游利润转化为股权，子公司的杠杆效应比单独计算时大很多；（2）金控平台内不受监管的公司与受监管的公司经营相似的业务，但在金控集团整体评估时，这类公司不算在内，会对金控集团整体带来风险。

资本金充足率风险将动摇金控集团的抗风险能力，恶化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控制资本金充足率风险，要对风险控制提出最低资本率要求，在并表基础上剔除重复计算的资本充足率。强化监督检查，严守市场纪律，加强信息披露与风险披露。

4、完善外部监管机制，加强沟通协调 

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系是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分别立法且分设监管机构。各监管部门基本上以机构性监管模式为主，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尽管地方政府成立金融办，一些地方已经筹建了地方金融监管局，行使监管地方金控公司的职能，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作为股东和监管者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既是地方金控平台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金控平台的监管者和风险处置的责任人。股东希望利益最大化，偏好高投资高回报；而监管强调安全稳健经营。地方政府同时扮演股东与监管者的角色，自身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这也使得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只能在问题发生后做事后补救。

二是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监管机构的职责划分不明晰。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缺少自由裁量权，无法立足于地方金融发展状况进行有针对性地监管。这一方面导致监管真空，另一方面也存在监管重复。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上的缺失，将在无形中增加金控平台的运营风险。另外，在分业监管的制度下，各行业间信息沟通不畅，虽然一些监管部门举行监管联席会，但往往以批评为主，无法找到有效沟通合理监管的办法或措施。

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完善信息通报系统，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沟通机制，建立不同行业之间的有效信息共享机制。各监管部门应在相关政策和措施上相互协调配合，特别是地方金控平台出现严重风险时更应该加强协调。

| 六、未来发展方向

1、金融混业经营是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美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金融混业—金融分业—金融混业”的螺旋式过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放弃分业选择混业，这已是一种常态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追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分散风险是金融机构追求混业经营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金融工程技术与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也为金融混业经营提供了外部环境。

我国正处在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过渡阶段，国企国资改革方兴未艾。从地方角度，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拉动金融引擎，振兴地方经济；从国家角度，地方金融的振兴不仅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地方金融平台公司的建立也是推动金融混业经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2、选择纯粹型经营模式，银行在金控平台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不从事具体的经营业务，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不仅从事经营业务，还负责子公司的决策和管理。目前，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最佳模式选择为纯粹型经营模式。首先，以美、日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大都是纯粹型模式，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分业向混业经营过度阶段，与美国出现金融控股公司的时期相似，日本控股公司的形成大都由政府主导，美日市场推动、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值得借鉴。其次，我国地方政府金融控股公司刚刚起步，发展尚不成熟且带有政策性目标，如果采用经营型经营模式，会加重控股平台的负担影响地方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

金融平台公司应特别注重商业银行在控股平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行业的主体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基金公司，其规模与商业银行相差悬殊。其次，商业银行现有的营业网点、信息技术和人才是可贵的金融资源，能够帮助平台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促进金控平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3、金融引领，产融结合

产融结合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内部产业需要不断聚合，优势产业需要形成，资金也需要集约管理，这些都需要良好的载体来完成。地方政府通过金控平台将金融资产统一到同一平台，有助于拉动地方投资建设，提高产业运作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形成资金-产业-资金的资金流循环过程，从而引导地方整体金融生态的形成。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的成立顺应国企国资改革之风，也是地方经济下行压力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撑，但金融资本的运营只有落实到实体经济中才能实现经济振兴。地方政府组建金控平台不仅要实现金融资源的整合，更应实现产融结合，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4、市场化运作可期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上市有以下优势：其一，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公司是区域金融业的代表，作为一个整体与区域外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其上市将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提升金融话语权。其二，解决金控集团内部资本需求。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庞大，内部结构复杂，对运营资本的需求非常大，而地方资本金不足会制约其长期发展，市场化运作可解决金控集团长期发展的资本需求。其三，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土地财政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地方债券发行长受到限制，地方金融平台公司上市为政府投融资开辟了良好的通道。其四，满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的需求。民营资本可通过市场化运作，一些地区民营资本比较丰富，但限于现有政策和资本规模难以进入金融业。市场化运作一方面使民营资本克服政策和资本规模障碍进入金融行业，另一方面促进金控公司吸收民营资本，拓宽资金来源，提高地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国有金融资产证券化水平的提高，国企上市力度有增无减。目前，越秀金控曲线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地方金控上市平台；湖南上市公司华菱钢铁进行重组，欲转型地方金控。曲线上市成为地方金控平台上市的选择。在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提升证券化水平的背景下，地方金控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其市场化运作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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