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不是纯粹的科学，它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知。即使我们所研究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但是它必然在当前的认识者能够理解的范围内才能复活，编年史不是历史本身，它只是已经消逝了的历史的残骸。

传播研究的历史也是不同的解释者在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建构起来的。

首先对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争论就是，传播研究的真正奠基人究竟是谁，罗杰斯认为施拉姆才是传播研究真正的奠基人，因为只有他是自觉地专一地终身从事传播研究的人，而其他四位都因为种种原因改变了研究方向。

但是我认为对学科的贡献不能仅仅是以他是否全身心投身于这门学科，目前公认的四位奠基人确实为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促进了传播研究的发展。

传播一词传入中国已久，但目前学界对于“传播”一词颇有争议，因为传播在中文中表达的意思更像是单向的传播而非双向的交流，这有悖于传播理论。而相比较而言，传播的英文词语是communication，其中的“com”这个词根有社区的意思，又因为communication的意思是交流，相比较传播而言，交流中传受双方的地位看起来更加平等，传播这个词语带有更加强烈的目的性，并且有着从上到下的意味，显得有些高高在上。

因此传播这个词容易使初学传播学的人产生误解，对于传播学刚传入中国时的国内学者也是如此。看到这个词就会免不了将其与政治宣传相关联，造成思维上的局限性。就像可口可乐刚引进中国的时候译名为蝌蝌啃蜡，因而造成了消费者对其的误解，使得无人敢尝试一样。

由此可见在意义不能共享的时候，符号的选择是否适当将影响受众的译码过程。

符号是承载意义的物理载体，其选择将影响人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当然，由于意义是无限的而符号是有限的，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时候。

在一门学问的传播过程中，其基本定义要十分精准才能避免引起人们的误会。当我们想到此便也不免想起宗教的传播。在过去普通大众缺乏基本阅读能力的时候，往往是传教士将圣经的内容读给信众，而当阅读能力普遍之后，人们对于神的解释就不再单一。

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使某种观念传达到用户的脑海中，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当的符号。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历史并不是现实，历史是由人书写的，它怎样地被书写会影响到人们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