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可以说是当代消费者吃出来的规模化产业。

每天有几百万外卖小哥走街串巷，平均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外卖用户，加上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线下门店，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外卖经济体”。

不过朋友圈里却时常出现这样的爆文：“不做饭，生活情趣和乐趣不复存在，慵懒的职场精英正在被外卖毁掉生活，从此不知烟火气是何味。”

类似的文章之所以刷屏，在于向读者灌输了两点认知：一是外卖毁掉了职场精英们的“仪式感”，二是外卖成了慵懒的始作俑者。在讲求饮食文化的国内，这样的观点不仅要把外卖的价值全盘否定，似乎还要彻底把外卖打入“死牢”。

只是外卖当真如此不堪吗？笔者特意与十多位称得上“职场精英”的朋友深聊了一番，他们有带领十几人团队的企业主管，有管理着多家水果店的区域督导，有每天在不同城市奔波的高级商务，也有在家码字的自由职业者。聊天的目的并不复杂，只是想弄清楚他们对外卖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为什么要点外卖，仅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吗？

每天点外卖度日，是否会缺少生活中的烟火气？

如何看待外卖，外卖对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职场人的“时间黑洞”

年初各种“年度账单”满天飞的时候，偶然注意到某互联网公司品牌总监张楠分享的一组数据：2018年点了328次外卖，还只是一家外卖平台上的数据。

于是在涉及到外卖的选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张楠取取经，然后听到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吐槽：

“记得前些日子一群程序员发起的996.ICU吗，只能说这些人够幸福的了。我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能下班回家，公司在国贸，房子买在了通州，通勤都要一两个小时，你觉得我回家还有时间做饭吗？基本上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公司解决，要么去楼下美食广场吃两口，要么点份外卖在工位上解决……”

简单梳理了下张楠喜欢点外卖的原因：

工作节奏太快，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准备开会，公司楼下的食堂又太难吃，点个外卖还能吃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为了晚上有时间看几眼孩子，坚持每天回家住，导致上下班时间太长，几乎不可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周末的时候几乎也不做饭，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顺便在外面吃了，有时候在家也要盯着电脑，外卖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对号入座的话，张楠完全可以被纳入朋友圈爆文中的“慵懒分子”。但紧张的工作节奏、动辄一两个小时的通勤，以及被工作占满了业余时间，却成了职场精英们的一种常态。

在某互联网医疗公司任职高级商务经理的林安也对此深有感触：“飞机、高铁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缩短了出行的时间，也让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早上还在北京上班，中午就飞到杭州见客户，到了晚上又要坐高铁到上海开另一场会。”

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的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提出了“主动失眠”的概念，并非是睡不着，而是不舍得睡。对于很多职场人而言，可能睡前才有一点私人时间。

职场精英们热衷于点外卖，可能并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刻意牺牲做饭的乐趣。可以借鉴哈佛大学教授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在《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中提到的现象：穷困之人会永远缺钱，而忙碌之人会永远缺时间。外表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在让人艳羡的高薪背后，也面临着跳不出的“时间黑洞”。

而外卖，恰恰满足了职场精英们向生活“借时间”的需要。

外卖中的“时间管理”

点外卖5分钟，做饭3小时。

除了争取私人时间，思维活跃的区域督导田静还给我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时间成本。

假如自己做一顿饭，跑到超市或菜市场买菜来回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洗菜、切菜、找菜谱、炒菜的整个过程又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吃饭、洗碗、收拾餐桌的时间加起来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前前后后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点外卖的话可能只要5分钟的时间。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2.27小时，北上广深居民均低于2.27小时。每天的休闲时间只够做一顿饭，同样的时间用来陪陪家人，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岂不是更好的选择？

其次是经济成本。

以做一道青椒炒肉为例，青椒、瘦肉、调味料等食材的成本可能要10块钱左右，煤气、水电费等大约需要两三块的成本，按照上海白领每小时100元的加班工资，职场精英们做一道菜的隐形成本竟然要几百块。

饭店雇佣一位普通厨师的成本在每月5000元左右，假设每个月工作20天，每天有效工资时间四小时，每小时可以炒10道青椒炒肉。一道青椒炒肉的人力成本在6块钱左右，算上外卖小哥的工资，也不到10块钱。

还有一项成本，即生活管理的成本。

很多外卖平台早已支持银行卡和移动支付，可以直接把消费记录导入记账软件，同时每次点单都有记录，也方便关注营养的摄入情况，甚至可以叫专门的减肥餐……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曾在公开演讲中谈及外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像网购、外卖如火如荼的发展，在三四线城市的推动下，全国外卖用户数已经超过3亿，每年给消费者节省了近20亿个小时，如果用于加班对公司很有利，即使用于消费和娱乐，也有利于撬动消费，比如有些人省下时间去打游戏，有些人去看一场电影。”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也有过类似的推算：按照公开资料显示，美团外卖的单日完成订单量已突破3000万单，每单能够为消费者节省餐厅往返的路途时间,以及餐厅等餐时间约48分钟，算下来每天能为中国人节约2700年的时间。

不管是职场精英们无奈选择吃外卖，还是外卖满足了职场人“时间管理”的需要，恐怕都不只是“借时间”的私欲那么简单。除了为职场精英在时间上带来的精神价值和附加价值，外卖这门生意间接制造的经济和消费价值同样不可估量。

正如电影《时间规划局》中假想的场景：人类社会抛弃了以往的货币，改用时间作为货币流通。或许电影的描述有些赤裸，却也是社会进化的必然。

重新定义的“幸福感”

外卖之所以被质疑，甚至上纲上线到不做饭就没有生活的情趣和乐趣，本质上还是对“幸福感”的不同理解。

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里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听起来有些粗鄙，看似也没什么“科学依据”，中国人对“吃”的在意却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社会的基础设施在不断进化，职场精英们的时间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外卖并没有站在“幸福感”的对立面，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其一，社会的进一步分工。

在传统的认知里，做饭可以说是为人妻母的基本技能，可在今天的职场中，女性早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也势必会加速社会进一步的分工。在“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的原则下，将做饭这件事交给专业的厨师，似乎并不值得非议，外卖所扮演的正是社会分工协作的生产力工具。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外卖可能会让人看起来变懒了，生活方式不再那么传统，但也提升了生活的效率，让职场精英们可以节约出更多的时间，用来陪家人、读一本喜欢的书，抑或是每天多睡半个小时，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就另一个维度来看，传统的城市规划大多遵循了1933年的《雅典宪章》，将城市的功能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个模块，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商圈化，你想吃什么取决于边上有什么样的餐厅。但随着外卖、快递、便利店等新业态的崛起，城市资源的分布已然有了集中化到分布化的转变，至少在“吃”上已经不再受限于你住在哪儿。

其二，新饮食文化的形成。

外卖平台上数以万计的餐饮门店，早已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从潮汕砂锅粥到麻辣香锅，从烤鸭烤鱼到火锅，甚至于日本料理、韩国烤肉、水果零食、下午茶……几乎所有的平民美食都可以在美团等外卖平台上找到。

同时点外卖的诉求也在发生改变，从最初的吃饱变成吃好，比如时间相对宽裕的自由职业者吴菲，在谈到外卖的话题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平时就是自己煮点粥、下个面条什么的，点外卖往往是为了吃顿好的，像毛血旺、水煮牛肉、蟹黄干丝之类的，自己想吃又不会做的美食”。

在银行上班的高阳夫妇，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原本五平米多的厨房被改小到了两平米不到，给出的理由是：“年轻时买不起大房子，又想要大的空间，平时吃饭就是点外卖，干脆就把厨房的一部分改成了做瑜伽的地方。”外卖已然改变了部分人的生活，成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职场精英们的“时间黑洞”，让外卖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将有人对外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至少已经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甚至间接影响了一些人的命运。

或许可以用“时间契约”来形容外卖和职场人的关系，予以食粮，予以时间，予以自由，这也许就是创新的红利。

在这个以饮食为文化的国度里，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财富。如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大锅饭的记忆，改革开放之初吃一顿KFC的喜悦，进入21世纪后餐餐有肉吃的满足……外卖，可能就是属于这代人的味觉记忆和精神财富，也在帮助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