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答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觀之，搜索駢麗，攢集影跡，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于其時也，君父懸命于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跡而失微言，且為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
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為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為。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而發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為工，于身心何與耶？于倫物何與耶？于政教何與耶？自以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為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恒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比，固不失為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跡，析其字句，遂自命為君子，無怪乎為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為良知之說，迷于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薑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者，經且為蠹。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忮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啟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爐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為志者也。以學而遊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為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于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白话文翻译：
江陵城被攻陷时，梁元帝萧绎焚烧了古代和当代的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读了万卷书，结果还是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把它们烧了。”没有人不厌恶他不知悔改、不仁不义，反而把罪过归咎于读书，说：“书对皇帝有什么亏欠呢？”这话不是懂得读书的人说的。梁元帝之所以自取灭亡，固然不是因为读书本身，但也不能说与他读书的方式毫无关系。看看梁元帝自己撰写的著作，他搜罗华丽的辞藻，堆砌表面的痕迹，以此夸耀自己的博学多记，这确实不是没读万卷书能做到的。然而在他所处的那个时候，君主和国家危在旦夕，宗庙社稷像细丝一样悬在分裂割据的边缘；而他却早晚沉浸在这些文字中，为此疲惫不堪，却不能振奋道义，不能抓住时机，这和玩六博、投骰子、沉溺饮酒、贪恋女色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旦人的内心有所依赖和执着（比如仅仅依赖书本文字或某种固定见解），那么即使是圣贤的教诲和经典，也足以将人的志向和气概束缚在对字句的寻章摘句、钻研考据的狭隘范围之中；（这样一来，人们往往）只抓住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忘记了根本的、重要的道理，沉迷于表面的文字痕迹而失掉了其中精微的言论和深远的意义，并且这种做法反而成了（滋生）巨大困惑和迷误的根源啊。何况那些百家小道，那些只知附庸风雅、玩弄辞藻的微末学问呢？
唉！难道仅仅是梁元帝不仁，而读书就只会导致放纵吗？在宋朝末年胡人（元朝）统治的时代，那些被称为儒者的人，虽然听闻了“格物”的正确教导，却不去思考“格物”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只是数《五经》、《论语》、《孟子》的字数有多少并全部记住，辨析章句的组合、分离、呼应的形声并加以比拟，整天吃饱饭，忙碌于那些没有益处的校勘订正，写出来的文章，夸耀文脉和对仗工整以为高明，这对自己的身心有什么关系呢？对人伦事物有什么关系呢？对政治教化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自以为细密而轻视别人的疏略，自以为专一而轻视别人的散漫，自以为勤奋而轻视别人的懒惰。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表面上装作没有疑惑的仁者，实际上却是喜欢卖弄小聪明而不知根本的人吗？他们不得志的时候，用这种教学方法束缚别人的子弟；他们得志的时候，用这种固执的见解误导国家；这和梁元帝在敌人兵临城下时还在讲《老子》，黄潜善在金兵渡过长江时还在参禅圆悟，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又和萧宝卷、陈叔宝那些纵情歌舞，即使刀架在脖子上还不自知的人有什么区别吗？所以程子（程颐）批评谢上蔡“玩物丧志”，凡是沉溺于某种事物的人，没有不丧失其远大志向的。梁元帝、隋炀帝、陈後主、宋徽宗都是读书人，宋末元初的那些小儒也是读书人，他们的迷失是同样的。
有人说：“读先圣先贤的书，不是雕虫小技可比，当然不会失掉君子的品格。”可是先圣先贤的书，难道是像佛教的经文那样，抄写、读诵就能获得功德的吗？读他们的书，考察他们的文字痕迹，分析他们的字句，就自命为君子，这无怪乎提倡“良知”学说的人兴起而批判他们了。然而即使是提倡“良知”学说的人，如果迷失于他们所说的“良知”，只是刻意模仿、表面相似，那他们的危害就更大了。
那么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辨明其中的大道理，以此建立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根本；是为了体察其中的精微言论，以此完善深入精微道理、达到神妙境界的功用。然而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能从心中有所领悟并用书本加以印证的很少；比这差一些，能像太子弘读《春秋》读到不忍卒读（因书中记载的悲惨事件而触动）的也很少；再差一些，能像穆姜读《易经》后能自我反省而感到惭愧的也很少。不把握其宏大之处，不研究其精微之处，不审察其适宜的时机，且有如汉朝儒生那样用《公羊传》来废弃重要的伦理纲常，王莽用讥讽双名来对待匈奴，王安石在国丧期间征收青苗钱那样，连经典都会成为祸害。而历史书就更不用说了。读到汉高祖诛杀韩信、彭越而消除了叛乱的萌芽，那些杀害亲近贤臣的人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狠毒（因为找到了借口）；读到汉光武帝更换太子而国家根基稳定，那些失去嫡长子的人反而会放纵他们的偏私（因为找到了借口）；读到张良辟谷以保全自身，那些炼丹求仙的方术反而会盛行（因为找到了借口）；读到丙吉不追究杀人犯（在特定情境下），那些怠惰荒废政务的陋习反而会形成（因为找到了借口）。如果没有高明远大的气量来把握整体，没有权衡变通的智慧来审察自己的“独知”（良知或具体情境），那么读万卷书，只会导致迷失，反而不如那些不学无术者，至少还保留着他们的朴实本性。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就立志于学。”志向确定了，学习才有益处，我没听说过没有志向却把学习本身当作志向的。如果因为学习而动摇了自己的志向，被异端邪说、流俗的传闻、放纵轻浮的小聪明所迷惑，大的方面会侵蚀他的心思，小的方面会荒废他的日月，这正是梁元帝至死都没有醒悟的原因啊。他怎么能不把罪过归咎于他那万卷书的涉猎呢？那些儒者们，如果效仿他的浅薄卑劣，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作者：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
出处：
《读通鉴论·梁纪七》（卷七）
写作背景：
时代背景：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剧变时期，亲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国破家亡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更加关注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家的兴衰以及学问的实际功用。
著作背景：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论集。他通过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思想。这段文字出现在评论梁元帝萧绎的部分。梁元帝以博学著称，却在国家危亡之际焚烧大量书籍，最终导致自身灭亡，这在王夫之看来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可以用来批判那种脱离实际、空疏无用的学问。
思想背景： 王夫之对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批判和继承。他反对理学的空谈心性，强调“即物穷理”，注重实践和事功。他认为学问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是为了明道、救世、治国。这段文字正是他批判那种只重文字、脱离实际、不能指导行动的学风的集中体现。他不仅批判了梁元帝和宋元时期的空疏儒者，甚至也含蓄地批评了对王阳明“良知之说”的片面理解和形式化模仿，认为那种“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的危害“尤烈”。这显示了他对当时学界流弊的全面反思。
赏析：
这段文字是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精彩片段，体现了他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对学问本质的独到理解。
以史为鉴，批判入微： 王夫之以梁元帝焚书这一历史事件开篇，引出对读书目的和方法的讨论。他没有简单地指责梁元帝不仁，而是深入分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治学方式的错误——沉溺于文字游戏，脱离实际，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种以史论道的笔法是《读通鉴论》的特色。
揭示“心有所倚”的危害： 他沿用了“夫人心一有所倚”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在王阳明那里也有论述，但王夫之在此处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批判体系中），指出一旦内心执着于某种形式（如文字、考据），即使是圣贤经典也会成为束缚思想的牢笼，导致“寻行数墨”、“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最终走向“大惑”。
批判空疏学风，矛头指向多个时期： 王夫之的批判对象非常广泛，包括梁元帝、宋末元初的儒者，甚至含蓄地批评了对“良知之说”的片面理解者。他认为这些人的共同问题在于学问脱离实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对个人身心、伦理关系、政治教化都毫无益处，甚至有害。
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和目的性： 王夫之明确提出读书的真正目的在于“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即学问是为了修身、治人，是为了深入理解事物的本质并能灵活运用。他反对那种将读书本身或文字考据作为目的的做法。
列举反面例子，增强说服力： 他不仅以梁元帝为例，还列举了汉儒、王莽、王安石曲解经典导致祸害的例子，以及对历史人物行为的片面理解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这些丰富的历史事例使得他的论证更加具体和有力。
重申立志的重要性： 引用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强调学习必须以明确的志向为引导，反对“以学为志”，认为没有志向的学习容易被各种旁门左道所迷惑，最终荒废人生。
文笔犀利，情感强烈： 文章中使用了“疲役于此”、“又何以异哉”、“岂徒元帝之不仁”、“其害尤烈”、“经且为蠹”、“止以导迷”、“可勿警哉”等词语和句式，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学风的痛心疾首和对后世学者的殷切警示，情感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是王夫之对中国传统学问进行深刻反思的代表作之一。他批判了历史上和当时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空疏学风，强调了学问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服务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思想对于理解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以及中国传统学问的演变都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