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大宋建国的开宝九年，公元976年。

这一年的赵匡胤，从公元960年黄袍加身，已做了17年的皇帝。

这一年的大宋，吴越归降在即，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已被平定，南方基本已成宋土。

这一年的大宋，还有垂死挣扎的北汉，还有久未收回的幽云十六州，这都是赵匡胤心中的意难平。

这一年，赵匡胤49岁。人生逢9易衰，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道理，就算是九五之尊的人皇也逃脱不了9为极数的命运。

这一年，赵匡胤的意气显得有些消沉，他好像越来越怀旧，越来越优柔。

往日里的杀伐果断少了许多的锋芒，本该有的果决也显得似乎都要从长计议。

赵匡胤越来越多的思谋起大宋的未来，他长远的看向自己的天下，也常常为自己的天下忧而再忧。

二月初六，赵匡胤决定去一趟洛阳。

去洛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拜祭自己的先祖，二是谋定大宋的未来。

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征兆就显得很大，大到让人感觉好像这是一场诀别。

临出发前，赵匡胤对大宋京城里的几个重要岗位，做了一番著有深思的权力调配。

任命四儿子赵德芳为检校太保、贵州防御使；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任命右卫大将军王仁赡权判留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

这样的安排等同于是让自己的儿子有中央的政治话语权，让沈义伦掌控朝廷的军事维稳权，让王仁赡掌控京城的治安司法权。

东京开封的政、军、警三块都安置了自己心里想的人物后，赵匡胤于二月初九，放心的启程出发，前往西京洛阳。

三天后的二月十二日，赵匡胤抵达今天的巩义市。

巩义当时称作巩县，这里的永安陵长眠着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

《宋史》记载，赵匡胤这次的祭拜“号恸陨绝者久之”。

这是历代帝王都难以有过的场面记载，一个能驭天下，能令八荒的伟大帝王，却在自己父亲的陵墓前，像个无主的孩子一般，放声悲号。

他哭了很长时间，他是大哭，嚎啕大哭，哭的旁若无人，哭的悲恸天地。

他似乎有太久太多的憋屈无处诉说，他似乎也只有在父亲陵前的这一刻，才能感到身后的佑护和慰藉。

这是一个帝王的心酸，他孤独的太久了。

我们不能说赵匡胤的表现是失态的，是情绪化的，甚至像是有一些学者推测说他患有什么躁狂忧郁症，说他时而躁狂，时而忧郁。

我不同意。

赵匡胤的表现是正常的，铁骨铮铮的汉子也有舔舐内心的一面，这才是正常的人的表现。

他是千古难遇的伟大帝王，但他同样也是人子、是父亲、是哥哥，是男人。

他帝王的身份剥夺了他寻常人的情感，但他并不残酷，也不冷漠。他不是个残暴的帝王，他重情重义，很重感情。

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对情感上的倚重，才让他压抑和憋屈。

他驭人无数，但无数的人岂又不是在挖空心思的来驭他。

他无私大义，但他的无私大义换来的却只有私心妄为。

他纠结于该怎么取舍？他的亲情，万世的名望，还有这大宋的江山。

他可能也想过要正确的残暴一回，但也许是拗不过自己与生俱来的善。

所以他不甘，他又毫无办法，他只能放肆的痛哭，长久的哭出自己长长的孤独。

哭罢，他下了一道惠民的诏令。

减免河南府也就是今天洛阳地区的百姓当年的一半田租，同时对侍奉先祖陵寝的百姓家庭免除一年的徭役。

看来，赵匡胤还是清醒的，他知道此行洛阳，他要做什么。

二月十四日，赵匡胤抵达洛阳。

这次对洛阳的视察，除了寻常的调研察访之外，赵匡胤还让自己的皇恩又一次浩荡了整个大宋。

他待了整整56天，除了洛阳有他出生的印记外，这里还有他为大宋江山展望的未来。

二月二十三日，大雨。

赵匡胤让随行的亲近大臣到洛阳各个寺庙道观祈祷天晴。

二月二十四日，还是大雨。

赵匡胤亲临洛阳龙门山广化寺，瞻仰刚刚开放的无畏三藏塔，以求天晴。

皇帝都来说话了，但这场雨还是任性的下到了四月初三才放晴。

四月初四，赵匡胤在洛阳祭天，他告慰上苍，为大宋祈福。

祭天仪式结束，他当即下旨大赦天下。

这次大赦，对故意杀人者不赦免；对贬官降职包括免职的人酌情就近安置叙用；对流放和因拖欠税赋而受到关押的人全部释放并免于追究；对官员中没有得到过朝廷恩惠的人全部进行赏赐。

这是大手笔的恩泽天下，太祖威武！

四月初六，赵匡胤又在洛阳办了一场盛大的国宴，并在宴会上赐给亲王、身边的亲近大臣以及将帅们衣服、金带，配好马鞍的马匹，还有不少生活器皿和钱币。

四月初十，赵匡胤起驾回京。五天后，回到开封。

洛阳之行让朝野震动，信号已经释放的很明确，赵匡胤决定迁都西京洛阳。

实际上迁都这个事，在大宋的朝廷上下早已是人尽皆知。

但普遍的论调，却都是反对迁都，而这反对最多的声音则是来自大宋的权贵阶层，或者说是以晋王赵光义为核心的利益团体。

这个时候的赵匡胤无疑是寂寞的，即便他贵为大宋的皇帝，也要靠团结周围的朝臣，来争取和自己一致的声音。

他不是专权独断的皇帝，他也不是躁狂狭隘的皇帝。

他开明的向反对的声音阐述自己的远见。

他说，开封目前只利经济，不利军事，而洛阳的地理位置既利经济又利军事。

他还说，洛阳只是第一步，如要想大宋长治久安，洛阳之后应该迁都更利中国的西安，当时称京兆府。

他更是还想说，迁都可以打破现有资本固化的弊端，平衡大宋资本的受益面，让社会更为受益；迁都可以消除现有利益集团对政治公权力的渗透影响，让大宋的发展更为公允清正。

可惜，他的远见无人应允，因为他看到的是大宋的利益，而除他以外的人想表达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共同点是，这帮人的理由却都是以大宋的利益为遮面的盖头，他们的人性短浅而无耻。

赵匡胤即便是不断的恩惠，也买不回这些刁臣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