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梁——礼制建设（023）

南北朝—梁——礼制建设（023）
话说公元512年正月初一，梁武帝萧衍下诏：“从今往后，凡是因拖欠债务而获罪，以及按律应当以人质抵罪服役的，如果家中老人年迈、孩子年幼，可以停止押送。”这诏书一下，不知多少愁云惨淡的家庭，能稍微喘上一口气。咱们这位梁武帝，早年以军功起家，如今坐定天下，倒也开始显露出仁君气象，比起南齐后面的几个昏暴之君不知道强多少倍。对百姓而言，此时的恩泽，还算实在。
紧接着，梁武帝任命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为太尉，又让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说起这位萧宏，几年前北伐，他身为前方统帅，遇上点风雨就吓得屁滚尿流，弃军而逃，导致梁军溃败。可人家是皇子，是武帝的亲弟弟，不仅没受重罚，反倒官运亨通。梁武帝对手足兄弟，实在是宽厚得过了头。
而王茂则是梁朝的开国猛将，忠心耿耿，梁武帝曾赞他“忠烈慷慨”，把这两个人放在三公的位置上，倒也有趣。
视线转向北方，北魏的宣武帝元恪，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又让清河王元怿做司空，广平王元怀升为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这几个任命，尤其是高肇的升迁，背后藏着好大的风波。
高肇是宣武帝高皇后的伯父，此人生性跋扈，睚眦必报，仗着皇帝撑腰，这几年把北魏朝堂搞得乌七八糟。尤其是去年，他诬陷杀了彭城王元勰，那可是北魏宗室里数一数二的贤王，才华横溢，深得人心。这一刀下去，宗室子弟个个胆寒，对高肇是又恨又怕。现在高肇虽然爬上了司徒的高位，位列三公，他却并不高兴。
为啥？因为他觉得司徒是个虚衔，没了尚书令那把持朝政的实权，心里空落落的。这种失落感，根本藏不住，整天挂在脸上，说话也阴阳怪气的。旁人见了，都在背后偷偷嗤笑：这人啊，真是贪得无厌，当了司徒还不知足。
当时北魏朝廷里有两位方正刚直之士，一个是尚书右丞高绰，一个是国子博士封轨。高绰是北魏名臣高允的孙子，家风严谨；封轨则是另一个名臣封懿的族孙，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这两人平日里都以坚守规矩、不媚权贵自诩。这回高肇当上司徒，同僚们少不得要去道贺。高绰也去了，迎来送往，礼节周全。
可他左看右看，愣是没见到封轨的身影。高绰心里咯噔一下，猛然间醒悟过来，匆匆忙忙就告辞回家了。一路上，他拍着大腿叹气：“我平生总以为自己一言一行都不失规矩，可今天这事儿办得，比封轨差远了！还是他看得透，做得绝啊！”高绰的惭愧，恰恰照出了那个时代，在权倾朝野的皇亲国戚面前，能保持风骨，不去巴结，是何等的不易。
那位新任司空、清河王元怿，是宣武帝的弟弟，也是个有才有德、声望很高的人。他亲眼目睹了彭城王元勰被高肇害死的惨剧，心里头那把火，压了又压，终究是压不住。
有一次在皇帝举办的宫宴上，他盯着高肇那张脸，忽然阴阳怪气地开了腔：“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快让人给剪除殆尽了！从前王莽那家伙，脑袋秃得厉害，仗着自己是皇太后的外戚，最后篡夺了汉家天下。如今您这背有点驼，身子不太直溜，只怕日后也是个大祸害啊！”
这话说得够狠，直接把高肇比作篡汉的王莽，还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涮，把满座宾客都惊出了一身冷汗。高肇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碍着皇帝的面子，又不好当场发作。
没过多久，赶上天下大旱。高肇想收买人心，便自作主张，跑到监狱里去审查囚犯，给人减免刑罚。元怿听说后，逮着机会，又向宣武帝进言：“从前鲁国的大夫季氏跑去祭祀泰山，孔子知道了，气得不行。为啥？因为这泰山祭祀，本该是天子和诸侯的事儿，你一个大夫掺和什么？君臣的名分，就该防微杜渐，不能乱了套。”
“如今减膳、清理冤狱，这本该是陛下您表示忧民、感召上天的举措，现在却让司徒高肇去干了。这哪里是做臣子的本分？如果英明的君主在上面稍有疏失，让奸臣在下面窃取了这份权力，那祸乱的根子，可就种下了！”这话说得通透，直接把高肇的行为拔高到了僭越乱政的高度。可宣武帝呢？只是笑了笑，啥也没说。
这一笑，意味深长。是觉得元怿小题大做？还是对舅舅高肇的信任，已经到了言听计从、不愿追究的地步？恐怕后者居多。元怿看着皇帝这不痛不痒的反应，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高肇的势力，已经大到连皇帝的亲弟弟都扳不动了。
到了四月，北魏境内饥荒严重，朝廷下诏，让尚书和各衙门一起审理诉讼案件，又下令让灾民们到燕州、恒州以及北方六镇去就食。这北方六镇，是北魏当年为防备柔然而设立的军事重镇，如今却成了灾民的收容所。紧接着，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昌，盼着能有个好年景。
这年十月某天，宣武帝立皇子元诩为皇太子。这本是寻常事，可不寻常的是，这回立太子，竟然没有杀掉太子的亲生母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开国以来，就立下了一条极其残酷的规矩：“子贵母死”。但凡皇子被立为储君，他的母亲就必须被赐死。理由是防止外戚干政，怕太子的母亲日后变成第二个吕后。这套制度，在历史上被称为“立子杀母”，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多少无辜的母亲，就这样成了帝国政治的祭品。宣武帝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嫔妃因此丧命。
这回，元诩的母亲胡充华，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宣武帝不知怎的，动了恻隐之心，又或许是高肇等人的外戚势力已经够大了，皇帝也想留着胡家来制衡一下？不管怎么说，这道规矩，算是破了。
立了太子，就得给他找老师。宣武帝让尚书右仆射郭祚兼任太子少师。这位郭祚，是个有学问的人，但也是个官场上的“老油条”。有一次，他跟着皇帝去东宫看望太子，怀里竟然揣着个黄澄澄的瓜，亲手捧给年幼的太子吃，那殷勤劲儿，跟伺候亲爹似的。
当时的宫廷里，有个叫赵桃弓的应诏左右，因为会办事，深得皇帝信任，权势很大。郭祚就悄悄去巴结赵桃弓，跟人套近乎。这事儿传出去，大家就给郭祚起了两个绰号：一个叫“桃弓仆射”，讥讽他巴结赵桃弓；一个叫“黄少师”，笑话他给太子送黄瓜那副谄媚的嘴脸。可见，无论在哪个朝代，官场上的风骨与谄媚，从来都是并存的。
同年十一月，梁朝这边，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任尚书右仆射。这位袁昂，也是个有气节的人。当年南齐灭亡时，他是齐朝的官员，梁武帝派兵围城，他坚守不降，后来还是武帝写了亲笔信劝说，他才开城归顺。武帝敬重他的为人，一直很优待他。
最后，再说一件梁朝本年的大事，礼制建设。
这事儿说来话长。当初在南齐武帝萧赜在位时，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请求制定一套本朝的礼乐制度。萧赜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下诏选了十位学士，开始编修“五礼”（吉、凶、军、宾、嘉五种礼仪），让丹阳尹王俭总负责。王俭是当时的大才子，学问渊博，可惜他去世得早，这事儿就转交给了国子祭酒何胤。何胤干了一阵子，嫌官场烦人，跑回东山隐居去了，修礼的事儿又搁下了。
到了齐明帝萧鸾时，让尚书令徐孝嗣接着干。可没过几年，因为萧鸾疑心病大发作，乱杀宗室，搞得齐朝大乱，徐孝嗣也被诛杀，修礼的稿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最后，又让骠骑将军何佟之来收拾残局。好不容易攒了点东西，又赶上齐末的兵火，剩下来的，就只有一点点残篇了。
等到梁武帝萧衍当了皇帝，何佟之就上奏，请示这修礼的事儿到底还办不办，该怎么办。武帝让人到外朝去讨论。尚书省的官员们觉得，现在百废待兴，国家刚稳定下来，好多大事儿还没理清楚呢，修礼这事儿太复杂，不如先放一放，等天下太平了再说。他们想把礼局撤了，把这点事儿合并到尚书省的仪曹去管。
梁武帝一听，不乐意了，下诏说：“礼崩乐坏，正该及时修定。只是这些年没找对人，所以迟迟搞不成，有名无实。这礼乐是国家最要紧的事儿，得马上接着干！”
皇帝发了话，底下人自然得动起来。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上奏：“请给五礼各配一位旧学士，让他们自己再推举一位通晓古礼的人帮忙抄写编纂。遇到有争议的地方，就参照西汉石渠阁议经、东汉白虎观议礼的老规矩，请陛下亲自裁决。”梁武帝准了。
于是任命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等人分别掌管五礼的修撰，让何佟之总负责。后来何佟之去世了，又让镇北咨议参军伏恆接替他。这位伏恆，正是当年最初提议修礼的伏曼容的儿子。父子两代人，接力修礼，倒也是一段佳话。
到了这一年，这部凝聚了几代人、跨越了宋、齐、梁三朝心血的《五礼》终于修成，上奏给梁武帝。全书一共八千零一十九条，规模宏大，包罗万象。梁武帝下诏，让有关部门遵照执行。从此，梁朝的礼仪制度，总算是有了一个完备的定本。这一年，距离伏曼容最初上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到了年末，临川王萧宏因为某件公事，又被免去太尉，调任骠骑大将军。这官儿换来换去，他依然是位高权重，恩宠不减。可见在梁武帝心里，兄弟再怎么不成器，那也是自家人。
也是在这一年，北魏任命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治所在安昌，统领东荆州的军事。这属于边疆的小规模人事调动，却也预示着南北之间，仍在暗暗较劲。
回顾公元512年，南北两朝，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梁朝这边，完成了《五礼》的修撰，标志着新朝在文化制度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梁武帝的仁厚与宽容，也初见端倪。而北魏那边，高肇擅权，宣武帝纵容，宗室与权臣的矛盾一触即发。这一年，就像暴风雨来临前那短暂的宁静，历史的伏笔，已悄然埋下。